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提问：什么电影要趁年轻看。答案的第一名是《人生七年》。

上个月，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7 UP)播出了第九个续集。这部纪录片挑选了14个7岁儿童，每隔7年回访一次，画面从黑白到4K高清，观众能在十几个小时里看完14个人63年的真实人生。

一分钟前，男孩快活地摇晃着脑袋，接下来，热情洋溢的孩子变成害羞的少年，又变成紧张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镜头一转，他已经56岁了，有一个妻子或一个前任，做一份工作或只有黯淡的前景。腰带束缚着他肥胖的肚子，下颚越来越宽。

时间的重量挂在观众心上。这次的主人公不是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也不是名人列传，没有影视作品包装过的青春和情怀，而是14位普通人，演出平凡生活的戏剧。

对于观众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就像参加7年一次的同学会。也有人说这是一部“恐怖片”，因为每一部都是人生不可逆的过程。

这是游戏的整部攻略，无论你处在第几关，都可能有兴趣一探结局。当7岁和14岁的孩子在镜头前谈论理想时，观众也想知道它们究竟实现了没有。

“我比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还有名”

《人生七年》最新一集的豆瓣评分是9.6分，历史上每集的得分都在9分以上，在英国本土被评为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一。

1964年的夏天，影片在英国的电视台播出前，有的制作者反对这个名字(7 UP)，因为它撞名知名饮料(七喜)。半个世纪之后，这个系列的气泡迅速扩散全球，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观众，也为主人公的命运落泪。

底层小孩托尼，外号猴子，精力过旺。一位孕妇看到《7岁》里的托尼后，给孩子起了一样的名字。后来，托尼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有一次载了巴兹·奥尔德林，他是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类。路人敲车窗，请求签名。猴子托尼递给身后的前宇航员，路人却大喊，“不不，我是找你签名!”

“知道吗迈克尔，我比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还有名!”托尼说。

迈克尔·艾普特是纪录片的导演，后来成为多产的好莱坞影人，指导过邦德电影，但他把人生系列视作墓志铭。

有一次，他与4个女性主人公之一的素恩参加美国电影节，街头的陌生人突然拥抱了素恩，跨越大西洋的信号认出了她，“我是看着你从7岁长大的!”

希伯来语7有“完美”的含义，在英国，有“七岁看老”之说。

半个多世纪前，伦敦动物园还没有因为拍摄《哈利·波特》而名声大噪，一群7岁的孩子围在寒酸的围栏外看北极熊。那个年代好像没有童装，孩子们穿着缩小版的大人衣服在游乐场上蹿下跳，在拍摄者组织的派对上追逐气球，素材剪辑成一部30多分钟的黑白影像，叙述者说通过这群孩子能“瞥见英国的未来”。在2000年，这群人将成为英国不同阶层的主力。

迈克尔·艾普特当时是个22岁的并不引人注目的助理。他在英格兰南部花了3周的时间物色合适的儿童。孩子们处在社会图谱的两端，私校富家孩子准确地预测自己未来将升入牛津剑桥;镜头里，穷苦孩子则瞪着无辜的大眼睛问采访者，“大学是啥意思?”

最终找到的14个孩子，来自伦敦的上流阶层家庭、利物浦的中产阶级家庭、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家庭、农村家庭和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即便是黑白影像，影片的对比还是过分刺眼。上流社会的孩子在课堂上用拉丁文唱歌，学古典芭蕾，穷人孩子热衷于打架和疯玩;富家孩子自称课余时间阅读《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因为有自己的股份，底层只想吃饱饭少罚站少挨打;有钱人家的小姐在精英寄宿学校的印花扶手椅上拍摄，穿着无可挑剔的衣服，散发出一种冷漠的气质，福利院的孩子则需要仰拍，他的眼神永远只在地板上漂浮。

主创人员有个未实现的想法，让孩子们并排站在街上，其中3个向前走，旁白说：“这群孩子里只有3个会成功。”

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特说，“教育家和社科学者看着这些影片可能会感到绝望，因为一个人将来的生活过得怎样，其实早在7岁时就都定下了，甚至在子宫中就已形成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来自农村的尼古拉斯挥舞着小手说，“别人喜欢到乡下度假，而我喜欢去城里。”他的回答伴随着牛羊的叫声。那次动物园的集会是他第一次去伦敦。他每天走6公里路到村庄的唯一一间教室上学，孤独和幼小的身影路过高山脚下。他的理想是研究月亮、了解飞机的构造，但他似乎离它们很远。14岁那年，他更害羞了，戴着厚厚的眼镜，从不直视镜头，把脸埋进腿里。后来他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面对一屋子学生讲解核聚变。

中产家庭的尼尔想当宇航员，或是旅游大巴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成为别人生活的导游。他眼睛明丽，蹦蹦跳跳地出现在片头，夸张地表演着孩童的打闹，认真谈论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说他是最好看的孩子。14岁时，他是骑着自行车在巷子里飞驰的追风少年。21岁，他靠救济金度日，沦为流浪汉，观众担心他在下一集是否还活着。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谈论梦想，老了以后，变得不得不谈论生活。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很快沦为陷入困境的单身父母。结婚、离婚、不忠和包容、精神疾病、挫败的和实现了的野心，主人公们的生活在情感的延时摄影中展开。

狄更斯式的阶层讨论被另一种主题取代。如今已经78岁的导演迈克尔·艾普特说：“我以为我在做一个关于阶层的陈述，但我真正做的是关于生活的研究。”他的脸深受重力影响而布满皱纹，若干年前，他在比弗利山庄的四季酒店推广邦德电影，记者们好奇为什么他还在坚持做七年系列，报酬只是商业片的一个零头。

“我继续做下去，是因为今天与我交谈的每个人都问了同样的话，‘他们会怎么发展?电影将如何结束?’”

来自世界各地的询问越来越多，拍摄《28岁》时，艾普特突然意识到这个系列并不是关于英国的阶层制度，它有更深远的影响和共鸣。“这个系列是关于角色的成长、找工作、结婚和生孩子的普遍问题。”拍摄《42岁》时，戴安娜王妃刚刚去世，导演记录了主人公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但在剪辑时删掉了，“因为与角色们的成长不相关”。

这是小人物纵向生活的人口样本。7岁，世界刚刚打开;14岁，脑门出现青春痘，回答问题爱用暴躁的单音节词语。7年又7年后，院子里的树长高又修剪，当角色步入老年，影片不再关心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让他们幸福的因素。

普通人的传记

“除了英国女王，没有人像这14个人一样被如此详细地记录。”从第三部开始参与拍摄的摄像师说。

当镜头对着已到中年的尼尔，问他“你的人生失败了吗?”这张曾经最漂亮的脸蛋，出现可疑的疮，“我还没死。”他回答。

摄像机完全记录了他抑郁、隐居、无家可归和身无分文的戏剧性经历。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童年大体是幸福的。在14岁，他开始抱怨自己无法放松，“我去了一所糟糕的学校，受了欺负”。他说自己常被人打，16岁时被诊断出精神隐疾。

他喜欢文学，梦想着去牛津大学，却在考试中失利，最终来到阿伯丁大学，称那里“有一种可怕的气氛”。一个学期后，他退学了。节目组找到他时，他正在工地搬砖。他没有成为旅行车的司机，却靠着搭便车和领救济金走遍英国，并一直在自问“我能为地球做些什么”。

他拎着两个行李箱在暴雨中行走，身体在不合身的大衣里晃荡，寻找乡下废弃的房屋拖车躲雨。在湖边的石头岸边，导演问他是否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尼尔望着平静的湖水，冷笑一声，那双少年时代闪亮的眼睛垂了下来。

“我永远不会有孩子，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即使我的妻子是最活泼，最热情的人，孩子也会阴郁。”对话中流露出的哀伤情绪，让人相信他是个病人。

35岁时，他孑然一身，跟父母关系淡薄，也没有常联络的朋友，节目组的人有时与他一起过圣诞节，他与世界的纽带一根一根松开了。“7年之后我在干什么?可能在伦敦的某条巷子里流浪吧。”尼尔抖动着身体，一只眼睛藏在光线之外。

尼尔是整部纪录片里，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福的人。中国观众也为他揪心，“他过得这么落魄，我都想给他捐款了。”有人在《35岁》下面留言。

同一时期，农夫的儿子尼古拉斯脱掉了厚底眼镜和身上的腼腆，脱下沾满泥的靴子，从农村走到美国的实验室，成为一名健谈的大学副教授。他的口音已经受了美式英语的影响，进取心日盛，发际线倒退。

1991年的美国大学课堂，时不时出现中国面孔，穿着宽大的牛仔裤，留着中分。他们的教师尼古拉斯21岁时在牛津大学读书，与刚刚宣布卸任的英国首相是同期校友。

又过7年，人类站在20世纪的尾巴上张望，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洪水来了，微软发布了Windows 98，谷歌成立。主人公们人生过半，42岁，许多事似已成定局。

远离家乡的尼古拉斯与第一任妻子离婚，评上了正教授，出版了几本专业书，不久后就邂逅了第二位美丽的美国妻子。

精神抑郁的尼尔在42岁出场时转了一个大弯，他确实回到了伦敦，不是以流浪汉的身份，而是以地方议会的顾问身份。

虽然这份工作仍然只有微薄的薪水，但他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他骑车穿梭在风景优美的英国乡间，挨家挨户做问卷调查。曾经的流浪生涯帮了他大忙，他几乎走过每个地方，对各行各业都有所了解，很适合做顾问。

他为地区建一座公厕而斗争，“我敢说任何一个球场上的争夺或是英国历来的战争都没这里激烈。”他把时间分配给议员职责、教会工作和乐施店的志愿工作。

56岁时，尼尔甚至被邀请去澳洲做政治演讲，主持人介绍他，“这是一位很有决心的政治家，他有可能成为英国未来的首相!”说到这里，镜头抖了一下，传来笑声，尼尔赶紧补充，“他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曾靠救济金活着，还会邀请我去演讲吗?”

尼尔的父亲去世前，他们曾一起看了一场比赛，老人已经没什么力气，两个人都很放松，达到了某种和解。母亲患阿兹海默症后，也接受了他的样子。

这个已过半百的秃顶男人终于找到了一种宁静，他躺在草地上，有一刻福至心灵，一只蝴蝶拍打着翅膀落在他身边，“蝴蝶生命很短，但它享受阳光。”

“我从16岁开始就一直被精神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它让我没办法顺利地读完大学，也带来某些工作上的困扰。20多岁的时候我尝试过求助心理医疗机构，但是那个年代不健全的医疗制度让我很快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56岁的尼尔评价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撑下去”。

节目播出后，许多人给他写信，说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感受，并试图为他指一条明路。“但是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的感觉，没有。”尼尔说。他写了一本自传，但人们兴趣不大。

21岁之后，尼尔就不再看自己主演的这系列纪录片了。他几乎不再看任何电视，“人们告诉我，我被描绘成了一种翻盘的人生，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的生命到头来是失败的，几乎我试过的所有事情都失败了。”

有人问他还记得那个关于宇航员的梦想吗，“小孩子嘛，如果一周后问我，可能又是一个答案。”他如今在社区事务中重拾热情。

“教育不会告诉你怎么生活，只有生活本身才会教你。”他说，如果能改变居住的社区，你也可以改变世界，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就像1964年那位“小宇航员”的目光一样。

我们非常关心这些陌生人，因为有着共同的希望和恐惧

等待7年一更新的忠实观众在角色身上投射自己。一些人不自觉地把自身处境和荧幕上的人作对比，另一些人用主人公的选择为自己探路，作为以后人生的参考系。

许多人喜欢看名人传记，总能读到一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人，怎样最终拥有与众不同的人生。但七年系列是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演绎精彩人生，等了60年，终于等到了14个普通人。

很多中国观众喜欢一个叫布鲁斯的男孩。他在7岁时是上层社会的代表，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眉宇间总有股悲天悯人的气质。谈到理想时，他说想去非洲，给那里的人带去文明。从牛津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辞掉金融工作，搬去东区居住，在一所普通学校教书，这所学校正是猴子托尼的母校。

35岁，同龄精英迎来事业上升期，布鲁斯跑去孟加拉国当教师，在贫困的环境里解方程，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几本书。他一直单身，但没放弃寻找真爱，在42岁与同事结婚。

得知尼尔流浪，他邀请尼尔住在自己家里，并在婚礼上发言。56岁，他有了两个孩子，妻子偶尔抱怨他“出去旅游能跟贩卖机吵起来”，他憨憨地一笑，生活平静，以与儿子玩板球为乐。

其他人呢?读《金融时报》的人最终如愿成为皇家律师，戴假发，穿绸缎袍子，他有几个儿时玩伴已经成为英国的部长，而他投身慈善，偶尔弹弹琴，习惯在乡间侍弄花草。他的富豪伙伴成为律所合伙人，关心环境和食品安全，有一只三条腿的狗，是受访者里唯一要求公映前审片的，并规定哪些能谈，哪些不能谈。

福利院的孩子成了叉车司机，虽然一生自卑，但娶了热情的老婆，已有十来个儿孙，在家庭中找到安慰。

另一个出身福利院，没有爸爸的人先后领养了100多个孩子，给了他们他不曾拥有的东西。

一位受访者成为电视台制片人后退出拍摄。另一位因年轻时的政治观点而退出，人到中年，他与妻子组了乡村摇滚乐队，为了宣传而重返节目，一边做公务员，一边弹吉他。

调皮的猴子托尼在49岁时通过乘客的减少，成功预言了金融危机，却没能躲过网约车的冲击，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他的父亲是个赌徒，把骰子带进棺材里。受他影响，托尼小时候活跃在沸腾的赛狗场，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伦敦奥运会的体育场，“我闭上眼睛，那些声音都还在。”

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对影片的关注点不同，年轻的父母想寻找教育的意义，毕业生想解答职业规划的疑问，女性想知道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看完纪录片的后遗症便是，环视身边的每一个人时，都会条件反射地揣测他们的过去。”一位豆瓣网友说。

“处在毕业想要放弃科研，然而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边缘，很迷惑自己的人生，也很好奇别人的人生。”这位中国观众在英国留学，就读学校正好是素恩的工作地。

那个在美国街头被拥抱的素恩出生于东区底层，没上过大学，结婚又离婚，独自抚养孩子，不断跳槽，在42岁时重新开始全职工作，现在是伦敦大学的行政主管。

“你是否希望有机会读大学?”导演问。“不会，为什么非得往回看。”素恩的脸偏长，在前几集里她梳刘海，现在亮出了脑门，“至少我拥有好的职业，有自己的房子，我退休之后可能没有钱去环球旅行，但是只要我能把家里弄得舒服，让家人有吃有穿，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自己买房的人，她的父母至今还住在政府公屋里。

素恩童年的玩伴琳琳被疾病纠缠。琳琳年轻时是流动图书馆的管理员，熟悉车上颠簸，后来被辞退，靠救济金糊口，抱怨政府从她身上拿走太多，而她的后代重蹈她的故事——休完产假去上班的第一天，她的女儿就被告知丢了工作。

2013年，在陪孙辈玩时，琳琳被秋千撞了一下，推倒了第一颗多米诺骨牌。她第二天住进医院，先是肾衰竭，最终全身器官衰竭，成为消失在纪录片里的第一人。死后，一家社区图书馆以她的名字命名。

从35岁开始，陆续有主人公的父母去世，大部分都是罹患癌症，他们后悔没有更多了解父母，后悔父母去世时没有陪在他们身边……无一例外地在镜头前不能控制地掉下眼泪。

“这节目其实很残酷，但意义非凡，几个人的一生我用几天时间甚至几张照片就看过去了。”观众说。有人对某一集感触最深，警醒未来的自己：“有些人一生对自己的初心无悔，有人妥协。愿自己不变成年少时所痛恨的人。像托尼一样，说开始就开始。”

猴子托尼7岁的梦想是当一名马术师，14岁他真的成了马术师，但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擅长，于是想做出租车司机，21岁果然成了司机。业余时间学习戏剧表演，还在知名电影里打了酱油。想要开酒吧，就和朋友合伙开了，尽管很快倒闭。他自始至终都带着乐观向上的市井气，他出现在纪录片里的第一个镜头是摔了个“狗啃屎”，但很快就站了起来。

“但你没有成为职业马术师，没有成为演员，也没有开成酒吧。”在托尼为自己的人生洋洋得意时，导演犀利地对他说，美国正在放映的影院里，此时响起观众倒吸冷气的声音。

“至少我尝试了，比大多数只说不做的人强。”托尼笑着辩解。

有观众认为，那些被主流思想认为没有事业心、没有跨越自己阶层的“失败者们”，他们也从家庭或者其他领域获得了爱与动力，在60岁的时候依然乐观且满足，并认为之后的生活还有无限可能。

一个未满21岁的中国女孩羡慕富家女苏茜，“真的是女孩里过得最好的啦”“说明一个女孩嫁得正确是多么重要。”苏茜是那位小时候散发冷漠气质的孩子，14岁接受采访是在她父亲一望无际的庄园。21岁时，她画着烟熏妆，烟不离手。到了28岁，她却完全被知性的气质笼罩，身边多了一位律师丈夫。“什么让你变化这么大?”“可能是因为他。”苏茜笑着挽住身边人。

还有观众得出一些接地气的经验，比如“告诉未来的自己，即使‘奔三’了，也要做好体型管理。”片中的富人大多保持着身材，而底层人一年比一年胖。

他们的胆固醇水平并不能预测如何变老，更重要的是与家人的关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家庭是多么宝贵。”导演迈克尔·艾普特说，“56岁时，对于那些将精力投入家庭的人来说，收获很多。”这是亲历者得出的人生经验。

我就这样被概括了?

许多人看到导演迈克尔·艾普特都会问一个问题，还会有《70岁》吗?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随时掉线。”他回答。

受《人生七年》的影响，美国、日本、南非都拍摄了自己的版本。相对于英国版，美版的人们拥有更多阶层流动的机会，而南非版在拍到21岁时，就已经有一半的参与者去世，其中两位死于艾滋病。

“每次要拍新一集时，我都要回到他们面前，穿上推销二手车的外套。”导演迈克尔·艾普特说，他要尽量说服主人公继续参与拍摄。

对于大部分参与者来说，影片的拍摄非常痛苦，“每七年被成千上万人审阅一次，指指点点。”14位普通人成为周期性的名人。

富家女苏茜每次都说下次绝对不出现了，但一直坚持到了《56岁》，“这可能源于可笑的忠诚”。有一次，艾普特在离她家还有一小时的车程时，突然收到消息“不要来”，艾普特最终说服了她。《63岁》最新一集里，她没有出现。

总是穿着西装三件套、戴着口袋巾的富人说，“观察我变老、变秃、变胖，有意思吗?”他痛恨小学校长推荐他上了这个节目，并且确实缺席了几集，最终是为了推广慈善才回归。

他在21岁时反对导演的采访方式，闹到最后不得不换个人来采访。那位富人一直被描述成拥有天生的特权，但人们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9岁时去世，母亲辛苦工作供他读私立学校，他最终靠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

“我每次拍摄的时候想说的东西都很多，结果节目播出的只是我做的一堆蠢事，而且是每隔7年才拍几天，简直就像圣经故事一样精简，然后这些短短的生活花絮就会被认为是我人生的全部。”受访者抱怨。

冲突最激烈时，摄像机录下了一位底层东区女孩的“怒火”。“那是这个系列的一个历史时刻。”女孩指责艾普特只展现自己生活的消极方面，并且只问女孩婚姻和家庭，对女性地位抱有偏见。

“某些方面而言，她是对的。”艾普特说，“在这个系列的拍摄之初，我是很固执的。我和参与者们在对于成功、失败、幸福等方面的定义都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他们的想法往往会被我忽视。”

艾普特说：“我习惯于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带感情地分析他们的优点与不足，对参与者们未来的发展进行预言。”他曾预言过分活跃的托尼会在下一集入狱，因此故意在许多危险的地区拍摄他，打算用在后续影片。

艾普特也承认，没有选择更多的女性参与是他的遗憾，影片开拍时，英国妇女的地位仍在家中，他当时无法想象会有一位女首相。

当初这部只有半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到了《63岁》已经拆成3集，每集接近一个小时。有的受访者说“这是七年一次的毒丸”，有的则认为“它是终身成就”。一个妻子说影片的好处之一是让她看见了丈夫7岁、14岁的模样，可以对比哪个孩子最像他。

主创人员坚持称它没有改变主人公的生活。摄像师说，“连人家的窗帘我都不碰”。

有人建议，应该在影片拍到晚年时再播放出来，而不是七年一次。因为拍摄和观看的行为直接影响了人生的轨迹。

在整个影集中，很多睿智的人其实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这都播出了，怎么好意思失败?”“正因为之前拍的那段晒幸福，总是回看而阻止了离婚的可能。”

导演艾普特不会让7岁的自己参加这个项目。他住在伦敦郊区，自幼胆小，母亲要每天接送他上下学，防止被其他男孩抢走帽子。他靠奖学金读完剑桥大学，毕业后，制作《人生七年》的电视台向他敞开了大门。

某种意义上，他和农村娃尼古拉斯有些相似。他们都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经历了结婚、离婚和再结婚。在《56岁》的最后，尼古拉斯说他更希望自己能够因为学术成就而出名，而不是纪录片，虽然这辈子可能没什么机会了。

尼古拉斯被视为命运手掌里的漏网之鱼，实现了阶层跃升，但他从不看这个纪录片，拒绝听到自己的声音，害怕有什么泡沫一捅就破。

在《63岁》里，他患上了喉癌。回忆一生，他在13岁时看见一本书上说地球污染严重，开始研究核聚变，之后遇到障碍，在42岁中止了课题，他好像从未走出童年的那座高山。“生活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展开。”他的眼睛又一次望向镜头之外，“你能看出来，迈克尔，我还是那个小孩。”

中国观众担心他的健康，特意去大学的官网查阅，尼古拉斯在新学期还会开课。

(本文参考《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等)(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