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了“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之后，三十而立的年轻人可能没想到，在与年老的父母相处中又面临新的问题。

有的学霸青年一路超越旁人，却处理不来和父母的矛盾;有的职场青年表面光鲜亮丽，家庭状况却一团糟;有的新手爸妈拜托上一代帮忙带娃，育儿理念却南辕北辙……随着父母迈入老年，两代人因为生活习惯、性格和观念的不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矛盾。

退休后的母亲，所有缺点“封印”全部解除

柴倩倩今年31岁，3年前博士毕业后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师。从小聪明勤奋的她，不曾在升学和求职道路上遇到太大的挫败，带给她最多烦恼的，是退休后频频让自己不痛快的“戏精”母亲。

柴倩倩形容，母亲从10年前自己在北京读大四那年开始出状况，姑且可以理解为“CPU不够用”，很难和女儿共情。

那时，获得保研机会的柴倩倩计划和男友一起准备英语考试、出国读博，没想到母亲完全不支持自己。“她告诉我，已经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在郊区买了房子，准备从市区搬过去，只是因为楼下邻居很八卦、爱说闲话;还说没钱支持我考英语、出国，让我赶紧回上海工作，挣钱还房贷。其实，她说的情况都不是真的。”

母亲为什么会这样?柴倩倩推测，这可能是一种长期“家里蹲”、没有事做引起的心理问题：“退休后的父母相当于从社会人变回自然人，所有缺点‘封印’全部解除。我妈就是这样，平时就非常爱面子、在意别人的眼光，遇到一点事就容易激动。”

类似的情况频繁发生。读研期间，柴倩倩偶然听说学校要推荐学生出国读博，而且会提供较高的奖学金，就准备报名，母亲得知非常高兴，转头便向几个“老姐妹”炫耀。第二天，柴倩倩问过老师后明白，这是条“过期”消息，母亲知道后非但没有安慰女儿，反而勃然大怒。现在想起来，柴倩倩还觉得委屈：“她的怒火无处发泄，非说是我报名晚了才错过机会，骂我‘十三点’，重复了不知多少遍，还跟她的老姐妹说这事全怪我。”

这几年，柴倩倩虽然和母亲同城不同住，还是矛盾无数;父亲因病去世后，母女间争吵愈发频繁。“都是因为生活琐事日积月累，比如前两天，她因为我没有按她的吩咐买一件高领羊毛衫，就把我一顿数落。”柴倩倩抱怨，“总之我干什么她都要评头论足，她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就喜欢很细致地管我。”

柴倩倩一度以为妈妈的偏执是年老后精神状况不太好，于是努力去解决问题，带母亲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问诊，结果让她哭笑不得：“给她挂了老年科的号，心理量表拿来一做，分数高达98分!医生说她完全没问题，所以我只能继续承受了!”现在的柴倩倩，依然在母女矛盾中挣扎。

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重男轻女”不是开玩笑

同为单身职场女青年，今年30岁的张文英有着和柴倩倩不一样的烦恼，但根源同样来自父母。

张文英来自陕西农村，父亲今年56岁，不善言谈、勤勤恳恳靠种地和开车拉煤赚钱;母亲53岁，性急要强、不甘人后，里里外外一把手。性格一强一弱的父母，也培养了一双同样性格的儿女：哥哥从小被溺爱着长大，性格懒散;女儿自小懂事要强，上大学选专业、找工作换城市都由自己决定。

“小时候总听爸妈开玩笑说，儿子以后会给我们养老，女儿读书费钱，以后得把钱还回来。没想到现在真的‘兑现’了。”

张文英无奈地说：哥哥大专毕业后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母亲心疼他，他就回了老家，由父母安排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娃后和父母同住，想吃啥母亲就做啥，一年胖了40斤。而她自己，在北京读研期间，靠学校补助和兼职经济独立了，毕业一年后去了杭州，有一份虽忙碌但合意的工作，逢年过节给父母贴些钱，都被父母用于还哥哥的房贷。

小时候，张文英没有意识到父母对儿女区别对待，只觉得“哥哥不懂事，那我就懂事些”。几年前，哥哥因为结婚的问题和父母矛盾激化：父母嫌哥哥工资低又不上进，买房买车还要挑好的;哥哥却觉得父母思想老旧、无法沟通，没有能力替他安排更好的生活。

三个家人吵起架来谁也不愿退让，远在北京的张文英努力去调解：“我常常在晚上10点多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微信上我哥‘吐槽’，回家后在电话里安慰哭泣的妈妈，再悄悄打给我爸，让他多体谅妈妈。当我把三个人安抚完，有时候已经夜里12点多了……”

“没有人关心我过得好不好。我那时刚毕业，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工作，经常加班、压力大，天天挤地铁，房租还高，过得很不开心，对前途充满迷茫，但我无处可说。”

久而久之，张文英意识到父母和哥哥只想“吐槽”，不想解决问题;面对儿女之间的矛盾也只会和稀泥。她不想再当“情感垃圾桶”，接到家人的电话和微信，总是过很久才回复。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父母骨子里真的是“重男轻女”：哥哥再怎么不上进，仍然要替他买房、买车还贷，帮他照顾孩子，因为“养儿防老，只有那么一个儿子，我们不帮衬谁帮衬”。

随着阅历的增长，张文英看开了。她明白父母和哥哥的状况是“相爱相杀”，牵扯不断。她不再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当妈妈再来找她“吐槽”哥哥时，她会直接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她主动减少打电话的频率，一两个月才联系一次，父母也只知道她很忙。

由于疫情原因，张文英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上一次回家还是去年国庆假期。“今年我依然不打算回去，明年五一节如果疫情好转，我会回去看一看、待几天。现在这样保持一定距离对彼此都好，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她平静地说。

育儿理念南辕北辙，背后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

23岁那年，西北女孩李一苇只身来到香港求学，她慢慢适应了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在这里成家立业。今年夏天，她和丈夫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双职工家庭、生活节奏快，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年初，李一苇接母亲过来同住，好帮忙带娃。

从18岁离开家上大学开始，已经15年没和父母长期同住的李一苇，在朝夕相处间重新认识了母亲，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她感叹：“小时候对父母总是仰视的，我们从未平等交流过，现在从我们育儿理念的差异中，渐渐明白冲突背后是过去深层次问题的延续。”

“以最小的事儿举例吧。”李一苇说，“宝宝哭闹的时候，我会温柔地去安抚他，而我妈妈却总是不耐烦地训斥：‘你怎么老是哭!’‘你怎么能吃手!’”

“虽然孩子还小，还不会有记忆，但这些指责性的语言却让我敏感地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就是在这样打压型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

一年来，李一苇读了不少讲心理学和家庭关系的文章和书，主动参与修复亲密关系的工作坊，寻求专业意见，不断回想、反思，揭开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疤”，然后自我疗愈。

在此过程中，她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反思自己，我对妈妈说话也总是没有耐心，有时会说一些难听刺耳的话，根源在于，我小时候也是被这样对待的。我们没有学会用别的方式交流。”

当了妈妈的李一苇，在忙碌和挫折中成长了。她知道以母亲的年纪，也许很难改变性格，她逐渐学会包容母亲的情绪，分清有些时候不是自己的错;她也学会了遇到麻烦，要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原地自怜和抱怨。

在香港这个快节奏的城市，身为教师的李一苇，休完14周产假就回到学校上班，每天“连轴转”：早上5点半起床、7点半到校，上午上课， 下午4点半下班后马上回家，接替母亲带孩子，直到晚上9点哄睡孩子后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和身边的香港年轻妈妈不同，她还坚持母乳喂养，当一个上班“背奶”的妈妈。日夜辛苦中，她发现自己仿佛“超人”，能完成过去难以想象的繁重任务。

她想给所有遭遇相处难题的年轻人提供建议和祝福：“不要停滞不前，不要纠结于眼前事物，要把期待寄托于自身，多抱抱那个在原生家庭中受伤的自己，用成长型思维面对问题，相信事情不会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