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蔬菜等生活物资应急保供工作的持续推进，上海大规模封控初期出现的“买菜难”问题得到缓解，市民心态渐趋稳定。但是，根据基层社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着如下问题：“买菜难”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买菜贵”的问题依然突出，很多居民群众仍有怨气，个别地方甚至发生负面社会事件。同时，一些封闭管理时间较久的小区，居民开始面临需要补充家庭生活日化用品等更多类型生活必需品的问题，随着封闭管理的持续，将会有更多小区的居民面临同样的问题，为此，需要加强精细化、前瞻性研判，找准重点、堵点和难点，及时调整优化相关政策措施，快速提升生活物资保供能效，确保市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更好保障。

一、社区居民获得生活物资的三类渠道及其效果

调研发现，大规模封闭管理措施实施以来，社区居民获得生活物资主要有三类渠道，每类渠道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1、行政性渠道。一是政府组织发放的各种生活物资“礼包”。“礼包”既有全市统一发放的200元“大礼包”，也有个别区或部分街镇发放的其他“礼包”。上述礼包的货源有外地支援捐助上海的生活物资，也有政府采购来的生活物资。目前，“大礼包”发放进度不一，有的区和街镇已发放完毕；有的区和街镇由于物资供应紧张，将大礼包拆分后，分批次发放，尚未完全发放到位；部分街镇和小区的大礼包还没有发放。“大礼包”是一次性、统一化的应急保供，量小品种少，难以与居民实际需求准确匹配；部分物资需要财政支付，若要面向全体市民多次发放，财政压力很大，不可持续。二是由区和街镇组织货源，由居（村）委会向居（村）民征集订单后统一采购和配送生活物资。虽然配送较快，但每个家庭一次采购的额度只能有几十元，同样量小品种少，且货源不足，无法保障每天都能采购到，只能作为物资保供的零散补充方式。

2、商业性渠道。一是居民通过电商或大型商超线上平台采购生活物资。居民可以根据自己和家庭的实际需要，进行相对精准的采购。但是，要么电商平台配置的货源有限，很多人抢购不到；要么由于封控措施，物流不通畅，配送时间较长，远水难解近渴。二是居民通过微信群、小程序等方式自发组织的社区团购。团购对应的卖方货源相对稳定充足，物流运力比较稳定可靠，团购下单后一般1-2天内就能配送到位，居民的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是通过这一渠道获得，因此，社区团购成为眼下最主要、最大头的生活物资获得渠道。但是，社区团购的物价比较高，很多物资的价格比平时高出50%-200%不等，甚或更高。同时，食品质量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三是线下零散化的采购渠道。虽然社区周边的店铺已经实施封闭管理，但仍有个别的暗中营业现象，在一些小区，甚至有商贩在小区门口公开高价兜售生活物资。

3、自治性渠道。一些小区选派几名居民充当采购员，居委会默许其可以出入小区，有的居委会帮其争取来生活物资保障车辆通行证（或临时通行证），让其为居民统一采购和配送生活物资。这种渠道获得的生活物资价格只比平时略高，受到居民欢迎。但由于货源有限，往往要与其他各类采购者争抢货源，而且有违反疫情防控法规政策的嫌疑和风险，易被举报和查控，导致这一渠道时断时续、难成规模。

二、当前生活物资保供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生活物资保供工作不单纯是“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的问题，而且在力量配置、保供次序、价格监管等方面，存在错配、失序和漏洞等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叠加，成为掣肘保供能力、影响保供效果的重要因素。

1、保供力量存在明显错配。截至4月5日，全市建立了10个应急保供大仓，与127家蔬菜生产、供应基地和蔬菜主产区产销对接良好，全市生活物资供应总体充足。这种条件下，出现“买菜难”“买菜贵”等问题，重要原因在于疫情管控下，全市生活物资保供力量总体偏紧，而总体偏紧的保供力量，如企业和社会上的货物装卸工、分拣员、打包员、运输人员和运输车辆等，又没有优先充分调配到行政性保供渠道之中，受限于人力运力，导致外地支援的生活物资未能全部及时接收、转运、配送，政府采购和配送生活物资也无法上规模，“大礼包”发放进度也不理想。居民群众不得不转而通过商业性渠道，尤其是社区团购来获取生活物资，一些居民本来收入不高，还要购买高价物资来维持生活，产生了较大的怨气。

2、保供次序存在一定缺陷。目前，上海基层社区的生活物资保供水平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类型分化。如老年人比例高的老旧小区、低收入人群集中的保障房社区、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等，这些社区的自保自救能力较弱、问题比较突出。形成反差的是，高档商品房社区的居民收入高、渠道广、自给能力强，该类社区的团购已经对其他人群形成了一定的物资挤兑现象。因此，行政性保供渠道在面向全体市民的同时，除了参照小区封控时间的长短先后来确定配送顺序之外，还需要优先保障弱势群体占比较多的社区。

3、价格监管存在较大漏洞。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查处了一批防疫期间哄抬物价、价格欺诈、擅自设摊等违法行为，上海市高院发布了该类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对稳定物价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价格监管和执法处罚仍然存在较大的漏洞：一是，查处的主要是线下的实体商户，对线上社区团购中普遍存在的高价销售牟利行为力有不逮、监管查处明显缺失。二是，查处的主要是中小商户、流动摊贩，对电商平台和大型商超等供应销售商的监管力度不够。

三、综合施策，加大社区直供力度

在疫情规模大、人群感染率高、奥密克戎病毒隐匿传播力强的情况下，“电商+前置仓+骑手”的物流供应模式已经遭遇到自身的瓶颈问题：骑手一次性载货量小，若要满足短期集中喷涌而出的生活物资保供需求，需要调配大量骑手，流动性强的骑手与小区居民接触的大量增加，势必加剧防疫难度；同时，还需要让电商的大量前置仓和店面解封营业，但大多数前置仓和店面距离小区很近，存在向社区输入疫情的较大风险，因此，与疫情尚未大量扩散就采取封控措施的深圳不同，上海并不容易具备主要借助商业性渠道来解决生活物资保供的条件。此外，各类五花八门的商户私自发起的社区团购模式，不仅挤占货源，而且普遍存在价格违法问题和食品安全隐患。

因此，在上海的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阶段，要打赢生活物资保供这场大仗硬仗，需要突出战时化思维、采取超常规举措，而不宜将重点仅仅锁定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上。而是需要根据市情实际，果断调整生活物资保供格局，将行政性渠道真正提升为保供主渠道，采取“点对点直通车”方式，畅通供应、平抑物价，快速提升社区直供规模和效能，牵动商业性渠道跟随调整，争取尽快一揽子化解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1、向行政性保供渠道集中调配一批人力运力。目前，商业性供应渠道人力运力尚可，而行政性渠道保供力量明显短缺的局面需要尽快予以打破。第一，建议有关部门依据大数据分析和日常运行经验，统计估算封控社区对生活物资的需求总量，核定需要多少保供力量、现有缺口有多大，以此确定需要调配的保供力量数量。第二，以有偿临时征用的方式，调集一部分社会面上尚在正常活动的货物装卸工、分拣员、打包员、快递外卖骑手、运输人员和运输车辆，同时把因封控而闲置或滞留在上海的运输业人力运力释放出来、调动起来，成规模地集中调配到行政性保供渠道中来。有关部门需要明确临时征用的统一化实施方案，如与人员车辆出借单位的合作协议、用工合同等，特别要明确规定应急管理状态下的责任义务和权益保障等内容，实现保劳动就业和保物资供应的兼顾平衡。

2、以“社区直通车”方式加大生活物资保供力度。第一，纳入行政性保供渠道范围的保供企业，根据物资储备情况和政府发布的指导价，线上发布团购信息。社区居民团购下单后，保供企业要优化配送路线、流程、人员和车次分配，提升保供运转效率，将生活物资由集散基地、仓库“点对点”直接大运量配送到社区，由社区组织志愿者接收、分发，做到日结日清。第二，在行政性保供渠道对生活物资的吞吐能力快速提升后，要同步在全国范围尤其华东地区协调、锁定更多货源，确保足量货源受控并进入行政性保供渠道之中。

3、加强社区直供过程中的疫情风险防控。第一，企业和社会保供人员和车辆征调之后，按照现行管理办法实施封闭化生产、闭环式管理，加强核酸检测和抗原筛查，动态即时监测疫情风险。各类社区直供车辆到达卸货点后，驾驶员不下车，采取“无接触”送货，卸货后驾驶员和车辆即刻驰离，返回后快速进行消杀防护，并做好全过程留痕管理工作；社区接货、卸货后，对物资外包装进行消杀。第二，提前向社区配送一定量的防疫物资，确保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获得防疫保护的基本装备，平时加强对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安全防护管理，每日进行抗原自测，为接收、分发生活物资奠定安全防护基础。物资在社区分发时，志愿者分组固定对口服务一个或几个楼栋，将物品送到居民家门口，采取“无接触”分发。分发完成后，志愿者立刻进行防护消杀。

4、优化生活物资社区直供次序和价格监管。第一，按照分类分级原则，加强对弱势群体人数较多社区的优先保供。大数据管理、公安、人口、民政、卫健（疾控）等相关部门应加强数据和信息共享共用，形成需要优先保供的社区和人员家庭名单，如封控时间较久的小区、老年人比例高的小区、低收入人口和家庭较多的小区，以及高龄独居老人、重大疾病患者等，并做好相应的信息发布和政策宣导工作，最大程度争取其他社区居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第二，加强社区直供生活物资的市场监管。建议市级物价管理部门定期发布物价指导价，为保供企业和社区居民提供交易价格参考，并畅通价格问题举报投诉渠道。健全防疫期间各类企业保供的奖惩机制，对出售平价生活物资的电商和商超、商户，优先保障其进货补货渠道；对存在价格违法、食品安全问题的电商平台和商超，采取限制进货渠道、暂停营业整顿、纳入诚信黑名单等措施，加大惩处打击力度，确保上海全市生活物资供应的平稳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