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关于走向工业化之路：中国绕过了那些坑？这段时间迟迟不发的原因，是因为在反复研究整个东亚经济之后，几乎和我在五年前看待这段历史没有什么两样：充满了一系列的矛盾感，我删除了我之前写的大量的文字。所以这次我也不从资本角度说了，重点说说我的困惑。

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这么干：从成功国家汲取一些“经验”，然后把经验理论化，再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进而对外推广，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做法根本无法解释：同样的做法，在不同国家的实施，会出现天差地别的效果。

其实世界银行早在1993年就出版过一本书《东亚的奇迹 ：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概括出四个要点：

（1）坚持宏观管理的重要性，保证稳定的商业环境和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实施谨慎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其他措施等；

（2）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保证长期增长意愿的实现，追求产出与就业的快速增长以及工商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3）实施政府积极干预的工业化政策，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并采取其他配套的金融、财政、外贸政策来促进出口 

（4）政府清楚地表明企业获得政策支持的条件，并在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将废止这些支持。

但是根本没什么用，原因在于：如果采用世行的观点，那么实际上在搞大政府，而对于东亚经济体搞大政府顺风顺水，政府和企业可以互相促进，进而分享经济成果，。

而在其他国家，例如拉美地区搞大政府，只会导致腐败横行，政府低效。

所有的解释都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东亚模式一向被视为“出口导向战略”，即通过减少贸易管制，鼓励出口等贸易自由化措施来实现长期增长，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没错，但是只能和自己比，也就是说如果东亚国家自己比自己更加自由化，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经济成果，但是只要和其他国家一比，立即就出了问题。

原因无他，世界上很多经济体比东亚经济体开放的多，东亚经济体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开放的，日韩和中国都是如此，韩国一直到80年代因为要谋求OECD成员国的地位，才启动贸易自由化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后，金融业才对外开放。

日本也好不了多少，80年代日本经济爆棚增长的那会，在诸多国家里面，日本开放程度最低。

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世界上有一大把的国家比中日韩三国开放的多，但是又落后的多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借款搞基建---吸引外资---出口赚取外汇---获得资本----产业升级，这个模式其实并不复杂。东亚搞可以，换个拉美国家搞，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它在国际贸易上是个逆差。

这一下把整个链条都打断了。

就变成了这样：借款搞基建---吸引外资---对外贸易逆差----国际收支出问题---美联储加息---资本外逃------金融危机。

这种戏码在发展中国家一而再再而三上演。

第二：有序的国内保护。由于中日韩开放程度其实不如很多国家，又有人主张即开放应当有序的开放，开放顺序不当会导致超出管控的能力，导致风险无法管控。

而实际上这类学说早在李嘉图和李斯特时代就有所谓的“幼稚工业保护”，原理如下：

假设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发展一个特定的产业，将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很大的贡献。

然而，如果引进国外技术和安装生产设备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投资，那么尽管这样的项目成功的概率很大，私人企业家仍会因为其风险高而对是否接受它犹豫不决。

而且，还需要为新工厂和新机器的有效运行培训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私人企业会担心其他企业将其花了时间和费用培训的工人招聘走。这个外部性和其含有的高风险一起，使私人企业家难以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发展这个新产业。从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金融机构为这种有风险的长期项目提供足够信贷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如果预期今后会对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幼稚产业，当前无法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建立起来，那么政府在幼稚产业成长为能在自由市场上竞争的“成人”之前对它们进行保护，就是必要的。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二战以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就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即采取关税等手段把国外商品抵挡在外，同时国内大搞工业化，使用本国的产品逐步取代外国产品，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尤其是以拉美为甚。

但同样的贸易保护，在中日韩三国大获成功。

从经济学上描述拉美的失败是很简单的：

由保护政策产生的超额利润，大部分被诸如寻求保护和加强贸易管制，以及外汇控制的政治游说这样的寻租活动消耗掉了，而并没有用作旨在提高生产率的长期投资。大企业里的工人可通过工会施加压力实现工资的较大增加，从而获得一部分超额利润。

其结果是，尽管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力不顾一切地寻找正式就业机会，但正式部门内的企业却试图利用汇率高估，以进口价格相对较低的资本品替代劳动。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既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收人分配平等的目标

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的保护政策就起作用了。

东亚实施的政策和拉美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在政府管制上甚至更甚，以韩国朴正熙时期为例，所有正式贷款都得按照政府意愿通过国有银行配置到目标产业。

指令性贷款被分拨给指定的公司。不仅正式的国内储蓄，而且国外贷款都主要由国有银行分配，而直接的外国投资则被控制得很紧。导致韩国的工业生产高度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内，比如说三星。

如果按照拉美的剧本，那么接下来就是类似于三星这些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国家投资的倾斜，要变得更加官僚和腐败，缺乏竞争力。

然而……就不是。

为什么中日韩之类的国家没有拉美的问题？

在所有的发展经济学解释中，把这个解释为：

东亚政府和拉美不同，东亚发展过程中对于公共财政管理有条理，不会发生危及到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虽然政府干预范围很大，但是市场机制依然起作用，政府稳定的宏观管理，以及有秩序的金融体系和基础建设，增加了市场生产活动的盈利机会，这样可以诱导资本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竞争上，而不是制度寻租上。

但是进一步再问：如何获得像东亚一样，有管控能力，且还不过分干涉市场的政府？

这时候一般的经济学就不起作用了，各式各样的玄学解释就出来了，例如把功劳记在儒家思想之类的，关于儒家思想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各式各样的论文堆成山。

以至于伊斯兰研究学术期刊还发了一篇论文：

《儒家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里面还专门对比当年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金融时报》最近发了一篇文章：

这种“为经济赌一把”的思想，是来自于牛津大学经济系的经济政策教授，非洲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斯特凡·德尔肯。

斯特凡·德尔肯的理论是：在治理问题上，不用拘泥于某种形式，比如说提高选举质量，比如说搞公民社会，你不必创造一个完美的系统，然后让系统运行，只需要凝聚政治精英的共识，朝着一个方向走即可。

不停试错，错了不要紧，但是必须要有勇气去赌一把。

他认为对于精英阶层有三个要求：

第一：精英阶层之间必须有一个长久的政治和经济交易，有和平和稳定，增长和发展需要长期的视野，而冲突和不稳定会缩短政治和经济决策中的视野。

第二，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有很大差异，成功需要在国家应该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该国的精英阶层必须足够成熟和理智。

第三，有能力从错误中学习并纠正方向，发展是一场赌博。不能保证成功，会有错误发生，对精英阶层的信心有时会被削弱。稳定可能会受到威胁，因此精英阶层内部必须有问责机制，及时纠偏。

斯特凡·德尔肯特别点到中国，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成功的国家历史，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但是不要紧，其他国家也没必要像中国一样，在过去有成功历史，只要努力也没什么不好啊，比如说像孟加拉国，6% 7% 8%，虽然政府混乱，也腐败，但是经济增长不错啊，所以不必做的完美，只要肯尝试，也可以获得不错的速度。

上一次西方高看了埃塞一眼，于是埃塞打了内战，这一次吹嘘孟加拉国，我就很替孟加拉国担心。

其实这种理论就算对了，还是没有解释一个问题：如何拥有这样的精英阶层？

而更进一步说：发展中国家如何拥有像东亚社会一样的治理能力。

这似乎很难有答案。

来源 | 李建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