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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针对基层的维稳标准应适当放松，不应只要有几个人在某地举举牌子，喊两声口号，就认定那里“出事了”，就要对当地领导追责。地方上出了上访者，更不应被看得很严重。各地尽量维持秩序，但不应要求什么问题都不许出，那样的话会把地方上的干部逼得“走投无路”，“不出事”就会成为排在最前头的思维，什么办法能促进维稳就先用了再说。

针对特定人群的健康码动手脚，给人家赋红码，显然不合法，属于滥用公权。但它能阻止取不出钱的储户前往郑州维权，而当地政府又没办法满足受损储户的要求，于是就动了赋红码这样的念头，合法不合法都在其次了。它可以先排除一些储户聚集抗议的风险，得一时安。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河南赋红码的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政府应当致力于把事情本身办好，防止出现河南村镇银行的欺诈事件。出了事也要致力于解决问题本身，如果事情就是僵在了那里，一时处理不了，那就应当接受这件事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留下一道划痕或者烙印，不应试图把事情熨的平平整整的，在社会面上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受损的储户连嚷嚷几声都不行。那样的平静是假的，不是以人为本的。

维稳的思维如果极化，不符合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上访是我们体制设计的一项制度，但是大家都来北京上访，或者都去省城上访肯定受不了，所以鼓励就地上访。然而如果要彻底杜绝法律允许的越级上访，不可能通过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实现，因为这是一个悖论。一些在合法性上有漏洞、但却“管用”的办法就会被想出来，并且投入使用。

我想说，中国是社会稳定水平很高的国家，近年来各地偶尔出现一些人聚集、喊口号，基本全都是在民生层面就具体利益的维权行为，而且各地的处理都很及时，它们并不构成冲击国家治理全局的风险。国家当然要坚持将这类摩擦在早期就平息下去的原则，并且鼓励防患于未然，但同时不应将“不出问题”的标准定的过高，尤其不应轻易对基层干部追责。否则的话就会导致体制内的“维稳焦虑”，各地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就会把实现“不出事”的目标放在尽量化解矛盾本身并且依法施政之上。

中国是超大社会，发展又不均衡，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依法行政应该是开展任何工作的前提。政府处处按法律办事会对社会形成示范，促进尊法守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准则。法律强大了，社会对各种问题和摩擦的承受力就会增加，无论出什么事，从冲击性上说，社会都有能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强令什么事都不能出，社会即使很平静，也是强管出来的，那样的话社会可能失去韧性，一旦出问题小事也会像个大事，产生不该有的影响和冲击。

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应当在依法治国的方向上不断形成更大的包容性和弹性，多一些宽松、从容，促进基础牢固的社会稳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维稳焦虑”。那样可以适度解放基层政府绷得过紧的维稳注意力，大概也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琢磨赋红码帮着实现“截访”，那样形成的社会稳定效果会更加自然，也更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