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社会信任危机并非新话题。互联网时代，信任危机更有蔓延之势，而且还危及社会安全感。近期，从唐山打人事件牵出诸多弊案，到上海某高校男生下药女生事件，再到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烂尾楼业主被赋红码，陌生人、熟人乃至公职人员都变得令人生疑，信任危机再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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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的深化，不只表现为不信任范围的扩大，更严峻的是，人们建立信任机制的信心和耐心受到巨大打击。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本文作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信任与反信任两套信任系统，孔子教育其弟子而“主忠信”，是对周人互信伦理最为经典的概括；而反信任的传统发端于战国的法家，他们坚信，人与人之间是基于自我成本—收益计算的商业性交换关系。当制度为个人提供利益的前景变得模糊，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撤出，没有一个人关注其他人的生死。秦的法制就摧毁了人间最基本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只有短期的利益计算关系，这也是秦亡的社会心理根源。

之后两千余年，两个传统同时驻留于中国人的群体心理中。秦亡后，儒家努力向上提振人心，并基于性善论的乐观假设，希望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20世纪以来，中国又重复了从战国到秦的历史变迁过程，在物质主义的刺激下，不少人相信现代秩序的构成单元，就是且只能是丛林状态中的原子化个体。作者认为，虽然很难，但我们仍可以凭借深厚的历史和思想传统重建信任，那就是预设人能够、也愿意理解他人——这不是个人主义的，但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某种关系主义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相信人皆有恻隐不忍之心，美好生活不只是一个幻想。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原题为《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

今天，官民之间固然缺乏相互信任，精英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多少信任可言。即便就是民众之间，又有多少相互的信任？身处这个高度不信任的时代，人们会痛切地感受到信任匮乏之害。

相互信任意味着人彼此具有善意，可以减少用于防范他人的精神和物质付出，减少焦虑感。因而，信任可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人们可以更为积极而便利地从事合作、交易，也可以更为积极而便利地与他人分享合作、交易的剩余。任何规则，只有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被人们普遍遵守，而任何制度，只有在人们相互信任程度较高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地运转。

因此，多年来不断有人在呼唤信任。但是，如此重要的东西，今天为什么严重匮乏？为什么人人都痛切感受到信任之重要，却未能有效地重建信任？我们需要通过探究中国人心智结构中信任的地位，寻找信任重建之道。

▍信任与反信任的历史

在古代中国，君臣共同体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样的社会单元中，人们相互把自己的全部交付给对方。因此，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美德是忠与信，孔子教育其弟子而“主忠信”，确实是对周人伦理观念最为经典的概括。

忠、信相互关联，但也有区别。“信”关涉君臣双方的契约，因而是对双方共同的要求。它要求君臣双方均须信守君臣契约，信守契约规定给自己的义务。只有自己守信，才可以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忠”则主要关涉臣一方的态度，它要求臣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对君的义务。

由此看来，信是优先于忠的。唯有当君臣双方信守契约，君臣关系才可以维系，臣才有责任对君尽忠。齐国贤人晏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人执信，臣人执共（供）。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臣双方都需要信守契约，忠于对方，以笃实、敬慎的态度相互服务于对方。经由封建契约所建立的信，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人际间信任关系。互信是封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这种两人间的互信关系相互联结起来，从最基层的井田，经过邦国，一直到天下，并且可以无限扩展。封建制下没有常设警察，没有常备军，也没有自上而下贯通的官僚系统，其秩序基本上就是靠君臣间的互信来维持的，且如果统计王朝的寿命，周是最为漫长的。信任的力量，大矣哉。

不过，古代中国也存在与信任相关的第二个传统，一个完全反信任的传统。这个传统发端于战国时代，成熟于秦。

春秋后期，也即孔子的时代，封建秩序开始松动。到战国时代，封建的大厦大体坍塌。封建君臣之间的信任网络开始解体，人返回自我，回到自己有限的身体，退化成为个体主义者。

法家立足于这样的现实，给予这种状态以正当化论证，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原子化个体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伦理观。根据这样的伦理学，人与人之间天然地就是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人一生下来，就孤立地生活在自我身体的堡垒之中。当然，为了生存，人也不得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换。法家坚信，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唯一形态，就是基于自我成本—收益计算的商业性交换关系。《韩非子·饰邪篇》中有一个经典段落：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不仅君臣以利而合，韩非认为，父子、兄弟等亲属之间也是一种利害计算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任。

不过，对于这一点，法家一点也不担心。相反，他们为此而欢呼。法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替代封建治理秩序的更为先进、高效率的治理架构，那就是单一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控制—动员体系，暴力贯穿于这一体系中。基于自己对人性的预设，法家相信，唯一可行的国家秩序，就是政府利用暴力强制每个人服从自己的警察统治秩序——法家所谓的法治就是刑治，也就是文法吏、刀笔吏之治，也即警察之治。

因此，法家依据自己的伦理学，认定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法家根据其历史哲学，相信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必要的。最后，法家根据其国家哲学，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根本是有害的，必须予以消灭。

警察治国的前提是人的原子化存在，而为了确保警察治国的效率，又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把人们固定在原子化状态，让他们相互为敌。这样，警察可能遭遇的抵抗就会最小化。法家想到了这一点。商鞅变法最为重要的措施正是连坐制度：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这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最后两条：告奸者得到的奖赏与斩敌相同，藏匿犯罪者所受惩罚与降敌相同。在周的封建制下，君臣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彼此有休戚与共之感。秦人建立的王权制度则把人民视同潜在的敌人。如果他们不尊重警察式官吏的权威，他们就是公然的敌人。这些内部敌人对王权秩序的损害，与外敌相同，必须用最无情的手段予以打击、消灭。进一步，为了有效地控制、消灭这样的内部敌人，秦政府强制人民相互成为敌人。

这样，秦统治者让人的原子化的存在制度化了，把不信任变成了这个国度的宪法。随着封建制解体，人们相互的信任本已弱化，秦政府则完全禁止人们相互信任。在这样的制度熏陶下，哪怕亲属之间，秦人都完全没有任何信任可言。汉初贾谊在《新书时变》中这样描述：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

但是，这样的国度其实是无法保持基本秩序的。商鞅、韩非自己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为这种制度的到来奔走呼号，但他们自己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如此记载韩非的悲喜剧结局：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嫉恨）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这确实是一出黑色幽默剧。《韩非子》就是一部装扮上哲学外衣的厚黑学大全，他给君王的全部教导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君王决不能信任任何人。因此，秦始皇决不信任并坚决杀死韩非，正是后者的政治逻辑之内在要求。当然，依据法家的理论，李斯、韩非这两位大师级法家人物相遇，除了相互残杀，人们实在也想不出他们还能干些什么。他们如果相互信任、合作，那就自行证明他们的理论之破产。

而这也就是秦“不二世而亡”的社会心理根源。秦的崩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种土崩瓦解模式。其原因就在于，秦的制度摧毁人间最基本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只有短期的利益计算关系。皇帝与官吏之间没有信任，皇帝与人民之间没有信任，官吏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官吏与人民之间没有信任，人民相互之间也没有信任。当人们看得见制度提供的利益的时候，这个统治大厦似乎坚不可摧。而一旦制度为个体提供利益的前景变得模糊，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撤出，没有一个人关注其他人的生死。这座宏伟的大厦也就立刻粉碎性溃塌。信任不仅塑造社会秩序，也是统治权的基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秦亡之后，人们普遍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伦理，没有人际间基本信任，治理秩序是根本无法维系的。儒家展开了一场心灵、社会治疗运动，试图清理秦制的毒药。

但是，外表强大的秦制是一剂迷幻药，对于软弱、阴暗、偏执和不成熟的心灵，它始终具有致命的诱惑力。

汉初以后两千年，两个传统同时驻留于中国人的群体心理中。中国人形成了双面心智结构。一面是人际间的相互不信任，另一面是相互的信任。伴随着秦的覆亡，前者再也不具有伦理和政治的正当性，而隐入人们心灵的深处，一如秦的文法吏走下朝堂，隐入阴暗的监狱。而相互信任的传统则获得了文化、历史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得以主张自己、建设自己、扩展自己。

这个传统的坚守者是正统儒家。儒家形成于封建制的夕阳时代，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保留了对封建制的美好记忆，并对此予以抽象，提出“仁”这样一个伟大观念。此一观念乃是人际相互信任的人性根基所在。

《中庸》对“仁”有一个最为简练的界定：“仁者，人也。”汉代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就是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此即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讨论的“通感”（symphony）能力，与此接近。基于这样的本心之仁，人们之间即可以相互信任。儒家用以处理人际间关系的两种基本范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或者说仁爱），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都是作为人之自然的仁的体现。立人、达人，必以对对方的信任为前提，而勿施于人则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这样的尊重，也就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孟子则更进一步，为仁提供了一个人性论的论证，此即“人皆有恻隐不忍之心”。这内在于人心之中，它让人们自然地相互亲近，相互信任。由于这种仁心，人们自然地有孝悌之情。由于这种仁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由于这种仁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后，儒家依据上述理念，开始重建社会，也即在已经相互疏离的人们之间重建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

这就是此后中国人生存的基本格局：儒家努力地向上提振人心，并基于自己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假设相信，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是可以期待的。正是这一希望和力量，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好人”，也即相信他人，帮助他人。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改朝换代不已，但大体尚能维持人际间的基本信任。人们也得以进行正常的合作、交易，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结构及支持它的价值、信仰体系。比如，在中国，儒家化的主流佛教并不主张人们离世，而是主张人们信任和关心他人。

当然，法家、兵家的哲学和秦制之精神，也诱惑着一些人为了欲望和利益而算计他人。此即儒家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苦衷所在。这表现了一种对于人心可能掉头向下坠落的忧惧心态。这样的忧惧，见之人间一切正统宗教，但在中国最为中肯。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经历过纯粹原子式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法家和秦制的传统是一个挥之不散的幽灵，那个幽灵不是想象的，而曾经是实在的历史。因而，它的精神深刻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并且展露出艳丽的魅惑，而诱惑某些人飞蛾扑火，比如，曹操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就曾经刻意地召唤这个幽灵。历史上，不信任的人生和政治哲学随时会跳跃出来，支配一个人的心灵，或者支配一个时代的精神。

因此，事实上，在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掌握着权力或者其他资源的人那里，随时都在发生向上提升或者向下坠落的战争。不信任的基因纠缠每个人，不信任的阴影可能在不经意间随时从心灵的深处翻转出来。

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信任传统与不信任传统之间的神魔之战。当然总体而言，在汉武帝以来的社会中，拜风俗教化之赐，后者的信徒究属少数，不足以撼动社会信任网络及其价值体系。这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约束人相互疏离的倾向，并塑造人们相互信任的心智。这些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就构成古人所说的“风俗”，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风”，并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教化，塑造着国民的心灵。信任必然是相互的，才是可维系的，风俗就以其普遍性，而构成人们相互信任的共同中介。

但是，这样的风俗却遭遇一场飞来横祸。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启动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20年后，他们遭遇挫折。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他们把罪责归咎于中国既有的价值体系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也即我们所说的“风俗”，据此发起了一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从孙中山开始，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激进政治力量也致力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而将其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拆散出来，以原子化形态，统合于单一中心的权力动员体系中。

这两项运动共同的结果是，中国固有之风俗逐渐崩解，或者被强行毁坏。人们赖以相互信任的共同中介就不复存在，信任也就消解了。

也就是说，20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从战国到秦的历史变迁过程。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也就十分类似于汉武帝时代：在物质主义刺激下，商业极其繁荣。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社会充满紧张与冲突。上至治国者，下至乞讨流浪者，似乎无人享有安宁、幸福。

▍当更化则更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更化”之说。董仲舒在与汉武帝对话的“天人三策”之第一策中，痛陈社会失序局面，进而提出：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董仲舒所提出的更化之道，就是“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以通往“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之境界。至于具体政策，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董仲舒所说五常之道，始于仁，经过义、礼、智，而终于信，可见，在董仲舒、在儒家心目中，“信”之于健全社会秩序之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信可以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比如信托；信甚至可以成为社会联结的基本纽带，比如封建制。但基础性的信，乃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倾向。也就是面对他者，人愿意相信他人、进而愿意与之相处、与之合作的一种精神趋向。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趋向，社会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并维系，当然也就没有好社会可言。

因此，董仲舒提出的更化之道，在于治疗无所不在的心理疾病，打破每个人对他人的神经质式猜疑、恐惧。在此基础上，人们将会重新发现、养护自己的内心之善，学会彼此信任、尊重，学会面向真善美等价值的合作，而不再把生命完全视为成本—收益计算的过程。简而言之，所谓更化之道，就是信任重建之道。

汉儒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信任重建之道的关键在于“教”之重建，在今天，或许应当说是教之“转进性复兴”。

在中国，教首先是指理性说服和以身作则的“教化”，其次才是指神灵崇拜之宗教。前者就是儒家之教——但在现代语境中不应当说这是“儒教”；各种民间信仰以及外来之宗教则属于后者。儒家也有超越性信仰对象，那就是天。事实上，周人基于君臣之信任而构造的封建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周人深刻的天道信仰。同样，当汉儒重建人际信任的时候，也以重建天道信仰为其前奏。

某种共同的信仰乃是人际重建信任的关键。人作为一个精巧的物体，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因而，生物状态的人具有自我封闭、相互疏离的倾向。霍布斯设想的丛林状态下的人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一心关注于自己有限的肉体内在的欲望和意志，而不在乎他人的意向和反应。外面的世界全部被他当成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人也就被物化，他以他人为敌人或者猎物。所有正统宗教，包括儒家的天道信仰和教化体系，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人从小我中拉出来。至高的超越者，不论是天，是上帝，还是神，迫使内向的我抬起头来，关注我以外的世界。人对于超越者的共同关注，也让人之间相互关注、亲近、尊重以及信任。这就是宗教的社会功能所在。一旦这样的宗教解体，人们回向小我，信任和社会就会同步消散。

如此，当代中国的更化之道，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需要的是精神的觉醒。

实际上，这一更化过程已经展开，但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或者盲目地抗拒这一过程。抗拒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最有趣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一些人士，在抗拒中国人之精神更化这一点上，却携手共进。实际上，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两类人就共享着霍布斯主义的伦理与政治预设：现代秩序的构成单元就是，且只能是丛林状态中的原子化的个体。只是在此之后，双方才产生分歧：有些人主张，唯一能把这样的人捆绑在一起如一人的因素，就是绝对的权力。另一些人则乐观地相信，这些个体只要运用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能力，则在关心自己利益的本能驱动下，相互博弈，就可以创造出一组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一套人们相互之间约束，并且约束权力的制度。

这些或阴郁或天真的想象，都不过是幻象。霍布斯的预设不过是法家哲学的现代翻版：个体，利益，计算的能力。这些就是韩非哲学体系的关键词。而此一哲学体系所能带来的结果，秦的败坏和无序状态已经证明了。

这一理论的失败，证明任何以丛林状态为假设的伦理学、法律与社会理论模型，都不可能走出丛林状态。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在人际间建立起底线性质的信任，人们没有合作的意向，必然被锁入相互伤害的路径依赖中，直到相互毁灭。不幸的是，这样的理论范式在当代中国却居于主流地位，从斗争哲学，到主流经济学，到自由主义理论，还有民族主义理论。这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光谱。

因此，当代中国人精神之更化，还需要思想范式之更化，那就是放弃霍布斯主义、物质主义、启蒙主义、现代原子式自由主义、韩非主义、鬼谷子主义等等一切以原子式个体主义为预设的社会思考范式，而转向中西文明之主流思想：中国的儒家、佛教等等、西方之古典哲学、中世纪神学、苏格兰道德哲学等等。儒家义理之复兴性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精神更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些思想传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预设人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预设人能够、也愿意理解他人。这些理论不是个体主义的，但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某种关系主义的。人天然地生存于与他人的关系中，由此，人天然地能够，并且愿意信任他人。当代中国人普遍因为人性黑暗的假设和现实，而处于半绝望甚至绝望状态，唯有关系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能够给这群人提供一线希望：美好生活不只是一个幻想，而有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人皆有恻隐不忍之心，人与人的相互信任是完全可能的，只要自己面向内心，而又向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