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在采访中说：“中国自古对数学并不重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并说“世界数学的真发展是在希腊“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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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中国文化场景来看，数学是包括道和术两个层面的，现代西方数学是有术而无道的“纯数学”，因此，作为西式数学家，丘成桐对数学的认知也是有术无道。

中国不重视数学之术，而重视数学之道。中国传统的数学是“数以载道”的有道数学。数字、数学是用来表达和承载道和义理的，这是易经的核心技术原理，也是数学原理。易经的卦象其实就是数字，也被称之为“象数”，其目的是用来记录和表达道、义理。

对于现代数学而言，数字是抽象的，但是对易经数学而言，数字作为象数反而是具象的，其所表达的义理、道才是真正抽象的。

因此，易经数学是人类最早的抽象数学，换句话说，抽象数学起源于中国，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且在两个方面进行应用。第一方面就是易经，属于学术研究；第二个方面则是契约，属于生产实践。

而中国古代的契约又有两个作用。一是用于经济交易和协作，二是用于约定日期。古代并无日历表，众人要约定日子是很困难的事，于是就借助契约，包括结绳和书契。现在汉语中对此还有遗留，“约会”、“约好”、“约吗”、”约个日子”中的“约“就是契约，最早就是结绳。

具体的约定原理是这样的。多人约定十天后相见，每个人持一条绳子，都打着十个绳结，回去后，每人都每天解开一个绳结，绳结为零的那一天就是约定的日子。从甲骨文看，“零”字就是来自用结绳约定日子，因此“零”中包含着“令”，零就相当于命令，绳结为零，众人就开始行动。

因此，零对古代的中国非常重要，这个数字当然是中国由此所发明，而且非常古老。

易经的卦象，也是人类最早的数学模型，不过所模拟的对象不是具象的实物，而是比数字更抽象的道，“数以载道”，其实数字也是一种文，“数以载道”也是“文以载道”。

也正因为“数以载道”，基于对道的尊崇，所以中国古代对数非常重视，甚至非常崇拜，恰恰与丘成桐所说相反。有时，数可以直接等同于道，譬如“天数”、“天数已定”、“大数已定”。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甚至可以成为“数学文明”，数学的理念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形成日常语言。譬如算计、计谋、筹策、算卦、你算老几、机关算尽、掐指一算、一心一意、忠贞不二、十全十美、数落、千万、不管三七二一。这种数学渗透到语言的深层的语言现象，是中国所独有。也说明中国的基本思维模式、基本的世界观就是数学式的，这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所独有，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的领先程度。

在这种数学文化的熏染下，中国的孩子的数学能力和悟性世界最高，也是世所公认。

在中国之外，最早的抽象数学出现在古希腊，就是所谓的毕达哥拉斯数学。希腊之前，古巴比伦的数学尽管在计算技术上已经很发达复杂，但是其数学理念本身却是具象的、具体的，数字还没有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独立出来，而是和具体的事物绑定的。可以称之为“有物数学”。

譬如，在古巴比伦数学中，对于不同单位的东西，有着不同的数字体系和运算体系，数字和单位本身一体的。在中国式的抽象数学中，数字本身是独立的，可以表达任何事物的数量，是数字和单位的组合。但古巴比伦数学中，一吨是一个独立数学符号，一个又是一个独立学术符号，不存在独立的1。

这种数物不分的具象数学思维，在今天的英语中依然有遗留，譬如一周的七天，一年的一个月。在中国式的抽象数学中，是数字加月：1月、2月，而在具象数学中，没有独立的数字，1月是一个独立符号January，2月又是一个独立符号February。星期几也是如此。

这种具象的语言习惯依然存在，说明在现代西方的文化深层，是缺失抽象数学思维的。

毕达哥拉斯数学不仅在产生时间比易经数学晚大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而且与易经学术存在很大相似性。同时，毕达哥拉斯的出现是突然的，并无传承，当时西方的数学传统和古两河一样，也是具象的。那么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思想源自哪里？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国。毕达哥拉斯数学就是易经数学西传的结果，当然被毕达哥拉斯做了一个改造和变异。

这不以臆断，当时是一个全球文明大交流期，中国因素传入西方，西方因素也传入中国。现代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毕达哥拉斯数学和易经数学的相似之处在于，尽管都是抽象数学，但又都不是现代式的机械的“纯数学”。数字都是一种工具，用于表达一个更抽象的东西。易经数学是用来表达道、义理。而毕达哥拉斯数学则是用来表达神，甚至说，数字本身就是一种神，是”数以载神“，或者”数即神“。

因此，更准确地说，毕达哥拉斯不是数学家，而是神学家，是宗教教主，他“发明”了有神数学，创立了“数字教”。

不明白这一层，不能区毕达哥拉斯的有神数学和现代的纯数学，就是对数学的无知。显然，丘成桐对此是无知的，不过有术无道的数学匠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