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阳光灿烂的日子》备受外部评论界推崇的原因在于:这是姜文在表达方式上最不”排外“,最拒绝”私密化“的一部作品,而在此主观前提之下,姜文的电影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给出了一部情感、内涵、细节尽皆上乘,且---最重要的----易于被外界接收,完全感受其才华的巨作。
(资料图片)
在创作中,姜文无疑是非常有个人化表达情向的,他甚至将作品完全打上了自我的味道:浓烈的男人力量宣示,对于紧凑节奏而实现张力之热度的偏好,过于自我成长经历中的回顾、感受、思考的表达(追求男性尊严的被压制)。到了近年,他甚至开始了一种完全私密化的个人“宣言”。特别是在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后,姜文在观影门槛的抬高上越走越远,也逐渐变得“他人难于进入”了。他的作品愈发地私人化,愈发地融入更多的个人内心和成长经历,也夹杂了更多的自我的投射和抒发。这让他的电影几乎变成了一种“不足为外人道哉”的自传式成品,并且保持着一种对外人接收的拒绝姿态----在他几乎很少进行主动提示和说明的情况下,外人很难确切地掌握并认知电影当中的那些混杂过多私人情绪和经历背景的信息。
民国三部曲,是姜文对于自我精神信仰的呈现,也是对于创作感受的抒发。这两个角度,皆是十足的”个人化“。并且,其表达方式也同样地具有私密性。
对于前者,《让子弹飞》里,姜文饰演的角色,是他理想主义自我的化身,说着赚富人的钱而去了上海。《一步之遥》里,来到上海的姜文无法革掉富人的命,反遭诬陷,只能以自杀告终,而他最后的飞天与堂吉柯德的风车,让此刻的他处在了理想主义之结果失败、而心绪仍存的状态。但到了《邪不压正》,理想主义革命者变成了彭于晏,他的阳光健美充分符合了姜文曾经作品里对自己的“幻想”模样,在平房屋顶上健走的片段,也与马小军、姜文自己的童年经历吻合。而姜文自己,在电影里则成为了现实主义、功利指向者,并完成了对彭于晏的利用,后者最终只能逃离远方——以理想与情欲的灭亡,换取现实与可行的革命。
而后者,则在《让子弹飞》商业成功并引发全民解读后的两部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构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从剧情上,它看上去十足易懂,但从内在表达上,它却是姜文对自己隐秘想法的抒发。
在《一步之遥》之中,姜文首先拍摄了一组在构图、台词、照明、节奏、氛围上,都高度模仿了《教父1》开场的镜头,去表现主角和新贵族的上流姿态。但随后,姜文马上将话题转进“用花国大选来洗钱”,并破坏了对《教父》的模仿,笔锋一转,揭示了新贵族的真正面目:毫无贵族传统,肮脏地获取金钱的洗钱犯罪者,内心世界永远难成贵族。而花国大选部分的华丽歌舞,更像是一种对于“这等浮躁新世界”的“金玉其外,但无内在”的讽刺。
并且,随着主角与女电影导演的相遇,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热爱电影艺术的纯粹之人,并且受其感召而改变了自己。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些姜文的表达:电影与社会新富裕阶层的洗钱的并列出现,隐约之间对应着当今影视圈在商业层面复杂而牵扯颇多的游戏规则和行业生态,而主角受到艺术信徒的感召而“格格不入被迫害”的桥段,则好像是姜文身在影视行业当中的一种自我状态的展现。
随后,姜文的自我表达似乎更加进展了:主角被诬陷,被社会错认为强奸杀人犯,而主角最终选择在大风车之下自杀,获得灵魂的自由。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好像听到了姜文的一种辩白:你们对于我,是有着巨大的错认和误读的。并且,结合最终象征着唐吉坷德的风车、以及前半部分中对于“电影和金钱”的表述,姜文通过《一步之遥》想要达到的,更多地应该是自我情绪的表达:业内所认为的“姜文的伟大”,在于《让子弹飞》的商业成功;观众所认为的“姜文的伟大”,则在于《让子弹飞》中被解读出的种种政治隐喻。但是,在他自己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姜文的伟大”,他的伟大更加接近于纯粹的电影艺术层面,而非商业和政治层面,因此,外界理解的姜文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电影崇拜者”姜文,相距一步之遥,而又谬之千里。
那些东西,或许在一定局部上存在,但绝不应该将之以一种“非电影范畴内的历史隐喻”姿态,被抬高、赞扬电影艺术成就的“伟大”。它不应该是我们接收姜文电影的重点,他的成就应该牢牢地扎根于电影本身,而不是去借点什么、讽点什么、愤怒点什么、弘扬点什么,不是任何其他范畴。
而到了《邪不压正》,这种自我表达,变得更加明确了一些、但也更加激进了一些。
首先,以审美而言,密集的台词,维持人物交互强烈度。在人物与人物对话之时,姜文不希望他们的对话是平常的、是舒缓而不激烈的,而应该是拥有巨大的“针锋相对”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姜文才安排了这样密集而又看似东拉西扯的台词:A说出一句话,则B马上就要跟上反驳或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随后A再行反驳;又进行数句而难以进行下去后,则A换一个话题,而B继续跟上。这样一来,人物和人物之间,就变成了一种你一句我一句的“话赶话”,互相的冲突性也就加强了。可见,姜文对于作品里戏剧性冲突的追求,是非常激进的:从场景之中人物和人物依托于剧情的针对性关系,甚至到人物和人物对话之时的针对性情绪---这样的强烈戏剧性,一秒钟也不能放松。
而与此同时,姜文在角色中对于自我投射的表现,也变得更加私密而激进了:他自己扮演了蓝先生这样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思维,又相比其他角色来得好一些的中间派角色,而让彭于晏来扮演“自己”,用李天然在北京胡同屋顶上飞檐走壁的重复桥段,来暗自对应自己少年之时的玩耍经历,并且用李天然对于古老北京的城楼、胡同、旧传统的怀恋来暗合自己的感情,从而提示了自己之于李天然的对应关系----相较于中年身材的自己,肌肉发达而青春活力的彭于晏,似乎更符合姜文对于理想之完美自身的男性力量形象。同时,姜文让周韵和李天然二人身在屋顶之上,而其他角色都在下方,又借助这样的一种上下对比的关系,说明了二人在境界上的至高:如李天然飞檐走壁到根本家偷刀的一幕,姜文反复强调“屋顶上的李天然”和“下方院子里歪讲孔子,貌似学习传统文化、实则肆意曲解之的根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部电影里,姜文的自我投射,其含义变得更加复杂了:他自己扮演的蓝先生,是身处现实主义规则的世界之中、为了达到目的(继续电影创作,对应蓝先生的“拯救将军”)而不得不让自己部分转化、来配合游戏规则的屈从者;而借助彭于晏充满雄性魅力的肉体而生、被姜文本人称为“宛如古希腊雕像”的李天然,则是姜文内心中的完美自身,是不曾妥协于现实的、完全理想化的纯粹自我。李天然的存在,就是姜文对于现实中变成蓝先生的自己的一种心灵慰藉和遗憾补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姜文在创作中的倾向了:从信息的传达上、戏剧性的创造上,他都试图将“电影化的表达”和“内在的戏剧性”进行最大化的强调,在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秒钟,都彻底地拒绝平庸、拒绝过渡、拒绝向“让观众看得更容易”一般的通俗化妥协。作品从开头到结尾,都必须是最高级别的戏剧张力展示,也必须是最大限度的电影叙述技巧的运用。在姜文看来,这或许才是他作品的真正优秀之处,他的艺术成就的高超之处,也蕴含了他对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虔诚膜拜。
或许也正是因此,姜文才逐渐地不能接受外界对于自己水平之高的“供奉”。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却是由于《让子弹飞》在商业上的成功,才获得了电影投资方基于商业利益而来的、颇具现实主义味道的大加追捧,艺术才仿佛受到了“认可”、并被冠以“优秀的商业性导演”而裹挟入电影商业一面的资本洪流之中,无疑是“歪曲”,甚至可以说是“折辱”。而自己作为纯粹电影艺术家的真正强大之所在,却仿佛被无视了一样。
基于个人记忆的表意,创造个人审美的展示,实现个人思想的传递,就是近年来姜文所做到的事情:私密化,实质上的排外。
当然,《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姜文,找到了一定的平衡。他展示出了更多的表意手法,而又不完全依赖于个人回忆,而是客观的:完全摆脱传统叙事文本,基于纯粹电影化语言手法的表意,庞大的系统构建。在作品当中,他抛弃剧情层面的叙事系统,而将全部的表意体系都放在了完全电影化的那一方,用隐喻、符号、象征、意境感受的传达,做出了一个复杂而又互相连接的多层主题揭示系统,用脱离文字剧本的途径,炫技一般地展示了自己对于“电影”这门区别于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高超技术手段。这样一来,观看者的理解门槛也就大大提升。不过,虽然他者的接受门槛被专业性的要求抬高了,但终究是“迈过门槛的他人可以进入”的程度,并且展示了他在电影化表达中的巨大天赋和超级能力:他可以使用丰富的手法,完全摆脱电影中的“文学、戏剧”属性,而纯粹以电影独有的表达方式阐述自己,并且构建出一个复杂而又严谨的体系。
即使如此,从传统电影创作的层面上讲,《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无关国籍、立场、力量之对比的,人在日常环境下的尊严保留,极端环境下的尊严保留放弃),依然是他在---我个人认为的----一般意义上最好的两部作品。电影,是用具备客观性和外界接受性的方式和手法,构建自己的系统,让他人能够进入并理解之的艺术成品。在这个概念上看,这两部作品,在他者的接受性、表达手法的创造力和完成度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级别,由此创造了极具艺术感染力和创作灵性的“激发式”瞬间,让作品充满了天才的魅力和够劲的艺术腔调。
青春时代的社会大事件,便是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他们被激起了热血和欲望,但又在这样那样的地方,隐约察觉着一种不真实感,从而动摇了自己,并在随后看到了确切的证据。但是,现实是现实,并不妨碍他们被激发出的蓬勃理想,他们总是会试图遮掩现实,让自己活到纯粹的理想里去,哪怕明知不会成功。这种理想与现实、热情与冷水的矛盾冲突,应激反应,最终结果,包含在了本片的主体里。
事实上,从主题上讲,正如前文所说,这也正是民国三部曲的共同核心。民国三部曲串联起来,便是姜文对自己的革命信仰,从理想到现实之变化过程中全景呈现。而这样的过程,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已经完成了一次,并且是用更加”标准“的电影表述方式。
完全的个人化、高超的电影表达手法之外,姜文在他的创作早期,就实现了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接近完善之作——个人抒发、表意系统,以及绝对的灵感和点睛,共处于同一电影之中。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道即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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