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入夏以来, 抗议政府氮气减排计划的荷兰农民们就一直占据着新闻的头条。浩浩荡荡的拖拉机大军不但占据高速公路，围堵超市配送中心，甚至还包围了内阁自然及氮气部部长Van der Wal的私人住址。据报道，部长的家人孩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抗议活动的高潮出现在七月六日：围堵在高速公路A32路口的农民们在跟警方近距离接触中，一位名叫Jouke的十六岁农夫驾驶拖拉机，高速冲向警员和警车引发后者鸣枪自卫后，被公检部门以“杀人罪”逮捕调查。甚至还有农民试图将其他被捕农民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 荷兰农民用拖拉机堵在机场入口表达抗议 / Getty

目前，抗议似乎趋向平稳，但全国各地都飘扬着倒置的荷兰国旗：农民和其支持者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政府农业政策的极端不满。

为何跟氮过不去

引爆农民们抗议活动的是内阁在六月十日公布的纲领性文件：氮气减排计划。计划的牵头人正是数次被农民们在自家前门拜访的自然及氮气部部长Van der Wal。对农民来说，氮气排放过度的问题是悬在头顶二十多年的宝剑。如今政策出台，宝剑落地，农民断臂。

氮气减排计划涉及到所有排放氮气的行业，其中对畜牧业打击最大。全国畜牧业要大幅度缩减规模，不同地区比例从20%到70%不等。在固定开支无法立即缩减的情况下，如果牲畜数量被迫减少，农民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巨大打击。不幸的是，减排计划只提出了目标，具体缩减规模和相关配套措施按计划在一年之后才会细化，进而把农民们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农民们的愤怒并非无理取闹。

氮气是我们身边无时无处不在的气体，荷兰政府为何执意减少氮排放？因为被减排的并不是氮气本身，而是氮污染物即氮氧化物和氨气。畜牧业是氮污染物的排放大户，约占总排放量的60%，主要产生自牲畜排出的数量巨大的粪便。

● 畜牧业对环境威胁示意图 / Ajinomoto Group Environmental Report

空气中氮氧化物和氨气会引起肺部不适；当它们随着降水沉降到土地上之后对自然的破坏更大，因为氮污染物富含营养物质，在它的作用下，少见而生长缓慢的植物被驱逐，进而灭绝，比如荆棘可以驱逐野生兰花。接着，需要依靠少见植物生存的昆虫和鸟类也会逐渐消失，生物多样性继而降低。氮污染物也使土壤酸化，钙元素下沉，使依赖于钙的昆虫和鸟类生存更加困难。于是，少见者更加少见，寻常者越发寻常。

荷兰畜牧业相对规模实在巨大，恰恰说明氮气减排的重要性。荷兰的一千七百万人口居住在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北京市的土地上，其中四分之一的国土不是用来养牛，就是用来种植牛的饲料。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可谓把可口的肉奶制品送到世界，把粪便和污染留在自己的国土上。

脱不下的红色舞鞋

氮减排意味着减少畜牧业规模，这违背了二战以来荷兰政府的一贯政策和当地农民的根本利益。

1962年由荷兰牵头达成的欧共同联合农业计划，是荷兰以及欧洲农业大规模扩张的政策基础。此联合农业计划的初衷非常切合实际：“再无战争，再无饥饿”，同时给农民们实现富足生活的机会。联合农业计划使政府担保农产品的价格。1972年开始，荷兰政府在财政上对于举债扩张的农场给予利息补偿。

在政策，资本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加持下，荷兰农业的产量突飞猛进。虽然经历了1984年至2015年之间欧盟对牛奶产量的长期限制，牛奶总产量仍然从195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2017年的1400万吨。当今的荷兰，每五个仍然工作的百万富翁中就有一个是农民。规模化是农民致富的秘诀。

荷兰三大银行之一的De Rabobank于1965年成立，全称为Raiffeisen-Boerenleen Bank：拉菲森农民借贷银行。很多农民因为向De Rabobank借贷发展自家的农场而被称为“Rabo农户”。荷兰农民从依靠双手的农户变成了企业家；他们的农场变成了重资产重负债的企业。除了传统的日日挤奶不息的自然压力外，农民们为了支付银行的按揭贷款更是有了保证现金流的流动性压力。

● 荷兰农场 / unsplash

不断地扩大生产逐渐进入荷兰农民的基因中：奶价高的时候他们提高产量，提高收入；奶价低的时候他们的对策依然是提高产量，以补偿低价造成的损失。他们如同穿上了无法停止的红舞鞋，无法停止地扩大规模。这种对价格的不敏感性也来自于畜牧业无法间断的生产：奶农无法通过降低产量来提高价格，因为一但间断生产就需要至少九个月的时间（母牛经过配种成功，九月怀胎生产后，开始产奶）才能使奶牛再次产奶。于是相对于降低产量，奶农们更倾向于接受更低廉的奶价。

过去的几十年里，荷兰政府做出了一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然而，想说服氮污染大户畜牧业减产困难重重，因此荷兰政府在氮气减排上的态度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是在打擦边球。比如2015年制定的“氮气措施项目”(PAS, Programma Aanpak Stikstof)，其核心是虽然某些经济项目会导致氮气排放，但如果企业承诺在未来采取减氮措施，即可得到政府发放的项目许可，而欧洲立法部门在PAS之前就已经决定，所有会导致氮气排放的项目，只有在事实上已经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后，才可以得到项目许可。

最终，PAS在2018年被欧洲法院驳回。一年后的2019年，荷兰最高法院也认定了欧洲法院的裁定。至此，氮气减排成为荷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事实，而非政治抉择。

● 荷兰农民把拖拉机开到A1高速公路上表达不满 / Vincent Jannink

荷兰政府于今年六月十日的纲领性氮气减排计划提出了农民面临的三个可能出路：农场向可持续农业转型；政府财政买断，农场停止经营；农场迁移到不受氮气减排计划影响的地区。政府对氮气减排计划的财政支持已经从2019年的十亿欧元提高到2022年的二百五十亿欧元。可惜的是如何转型，如何买断，如何迁移尚未有明确配套措施出台。无论选择三个出路中的哪一个，对农户来说都是个人需要面对的巨大变迁。

绿色农业引发的政坛危机

目前荷兰联合执政的四个党派中有三个受到农业选民的支持。其中基督民主党(CDA)在传统上代表农民的利益，也被称为“农民党”。二院议席最多的自民党(VVD)则代表农业产业链上各色企业的利益。最小执政党的基督联盟（CU）在执政过程中连续派出农业部部长，跟农业及乡村地区联系紧密。只有民主66党(D66)在环境问题上有鲜明的进步立场。

氮气减排计划引起的农民抗议导致荷兰政坛风起云涌前程难辨: 新党迅速崛起占领舆论风口，传统大党不知何去何从，极右翼各党则一如既往地用极端化的表述把包括农业问题的所有问题都算在内阁头上。

在2021年的二院大选中，一匹黑马腾空出世。农民公民运动党(BBB)第一次参选就立刻取得了一个席位。党如其名，BBB鲜明地代表农民利益。氮气减排和持续不断的农民抗议独占了政治议程，BBB由此在民意调查中青云直上。它在下一次选举中所可能持有的席位，据估算已经从当前的一席上升到九席甚至十三席，逼近手握十五席的传统农民党CDA。

BBB的影响力首先得益于党魁Van der Plas女士的个人风格。她虽是政治素人，但工作方式泼辣自信，不受海牙权力游戏的左右，说话简洁明确，不采用冗长模糊的政治语言，倍受农民欢迎。与此同时，她也有意无意地攻击氮气减排的科学基础，又从极右翼的反政府和支持阴谋论选民中赢得了好感。

● 农民公民运动党党魁Van der Plas女士 / 维基

有赢家就必有输家。席位总数固定的二院玩的是零和游戏。BBB从一席上升到可能的十三席，最大的输家是传统农民党CDA。CDA党内对于氮气减排的态度是没有态度。CDA一边嫉妒地看着自己的选民投入BBB的阵营，一边被联合执政协议捆绑在内阁氮气减排计划的大锤之上。CDA同时面临着党内转型危机。它想摆脱传统农民党的路线，但是转型乏力，尚未能决定新的发展方向。

自民党VVD同样危机重重。在六月上旬举办的自民党全国大会上，51%的成员居然投票反对代表本党出任自然和氮气部部长Van der Wal牵头发表的氮气减排计划。如此鲜明的反叛之举对内部自律非常严格的自民党来说非常罕见。在Van der Wal部长在会上艰难地维护自己的减排方案的时候，自民党党魁荷兰首相Rutte保持沉默，并没有对自己的内阁部长表示支持。政治观察家们认为，自民党党内的分裂是Rutte政治生涯接近尾声的表现。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一再走低。雪上加霜的是，自民党内部党魁候选人后继无人。在氮气减排政策上成员的立场也十分分裂。40%的成员赞成氮气减排；40%希望维持现状；剩余的成员则根本反对减排。

耐人寻味的是，荷兰全国农场大约五万家，获得二院的一个议席需要大约七万张选票。如果只有农场主们的支持， BBB的民意调查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九到十三个席位。BBB的背后还代表了什么政治力量呢？

●示威中的荷兰农民 / Mark Pasveer

民意调查显示，除了农场主之外，在农业产业链上的各种企业，比如配种，饲料，化肥，肉乳类加工，运输及超市等也寄希望于BBB。另外一股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乡村选民。农场代表着典型乡村文化，农民们也跟乡村文化的保守传统保持和谐。农场没落使居住于乡村的选民感觉自己正在被迫疏远自己的生活方式。

BBB甚至也吸引了极右翼的的支持者。这部分极右翼的支持者们倒不见得对农民们的未来有多么的关怀；他们出于原则反政府反科学。比如新冠政策的反对者现在也加入了农民的抗议运动。

荷兰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对农业扩张大力支持，对减排采取默许态度。如今在法律的约束下对氮气减排的态度骤然巨变，要求农民断臂求生。然而农民在荷兰早已不是可以一股可以随意忽视的力量。他们深深嵌入乡村文化，有村里人的支持；他们善于团结有铁一般的纪律；他们作为企业家，对政府的政策的后果计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背后更是集结着农业产业链上资本的支持。氮气减排的大戏远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