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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我作为一个地主后代，还真不太理解民国有啥好招魂的》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说个好笑的，大概是10年左右，我照例周末去看望住在市社会福利中心的老父亲。进他房间，见到一个看起来风韵犹存的老太太，老父亲跟我说“这位大姐有些关于法律方面的事想问你。”

然后我就听老太太叙述，原来1947年她在上海读书，她家是淮安的大地主；她在上海读书期间，老父亲过世她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她的哥哥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变卖了全部家产换了二十多根金条，给她留了三根，然后带着金条北上找到华野参加了革命。

数十年过去，各自有了家庭，现在这个老太太和她丈夫都住在福利院，子女在国外，经济有点拮据，就联系在四川离休的哥哥想要哥哥帮一把。

她哥哥风烛残年，已经不能理事了，两个侄儿也推说自己也不富裕，不肯帮她。她想问我，当初父亲的遗产大哥处理明显不公，她能不能起诉她哥哥要求赔偿。

这可是个挠头的事儿，你不能说她的要求不合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带着金条参加革命，金条肯定是捐给组织了。她哥哥也只剩下一份离休干部的养老收入，要想满足她分个十根八根金条大黄鱼的要求，恐怕也是十分为难了。要想安慰她，可把我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