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教材插图存在「不美观向上」「不严肃规范」「不细致准确」三方面问题，问责了人教社的27人，对吴勇等罪魁祸首的处置是「不再聘请」。

平心而论，这个处罚相当轻。问题教材中男孩裸露性器、女孩走光、有的角色穿着星条旗服饰、开着美国飞机、还有纹身，背景里还出现中国国旗倒挂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这并非是否美观规范细致的问题，分明是插图的创作者有意识地用错误的价值观引导我们的下一代。

数学教材的问题绝非个案。插图事件东窗事发后，陆续有群众质疑其他多版教材在插图、文字、篇目选择等方面存在问题。6月初，眼见毒教材引发的火越烧越旺，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赶忙发了一篇微博作「澄清」。

(资料图)

温教授先是用「现代主义风尚」为吴勇的插图洗地，只称其「违逆大众审美」，不认同有「反华阴谋」，警告网友「不要上纲上线」。接下来他开始指责质疑语文教材的人「别有用心」，声称「选课文层层把关」，「二三十轮审查，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主编与分册主编人选由教育部和有关部门从全国遴选」，把责任推给了其他人和国家。最后摆出了知识架子，号召教材的编写者要「头脑清醒，不被网络戾气所裹挟」。

既然温教授如此大言不惭，那我就来做一做他口中「别有用心」的人，质疑一下他负责的人教版语文教材。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小学时候学过的两篇语文课文。第一篇是《华盛顿砍倒樱桃树》，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幼年时砍倒了家里的一棵樱桃树，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最后父亲不仅没有惩罚华盛顿还夸奖他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实际上这个故事完全是杜撰的。这则逸事最早的来源是美国牧师和书商梅森·洛克·威姆斯。1799年华盛顿死后，当时的美国人非常迫切地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建国者。威姆斯抓住了这个商机，在一年后创作了《乔治 · 华盛顿的一生》（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书中加入了大量关于华盛顿的八卦和传闻。

即便如此，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版中也没有写砍樱桃树的故事。直到1806年，威姆斯在这本书的第5版中才加入了关于樱桃树的故事和其他小华盛顿和他父亲相处的细节。由于这些童年华盛顿的故事此前无人知晓，威姆斯版的华盛顿传很快畅销全国。

威姆斯在书中声称砍倒樱桃树的故事是从「一位年长的女士、华盛顿的远房表/堂亲」那里听来的，这是一个不具名的不可靠来源。除了威姆斯的传记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来源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确实发生过。

几十年后，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1889年，美国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洛奇在著作中指出威姆斯所写的樱桃树的故事和其他华盛顿的童年轶事「无可救药且荒谬可笑的虚假」。如今华盛顿故居码头农场和弗农山庄官方均明确表示樱桃树的故事是威姆斯捏造出来的。一个教人诚实守信的故事，本身竟然是编造出来的，这确实非常讽刺。

第二篇是《爱迪生救妈妈》。大意是说在美国发明家爱迪生7岁的时候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时间紧迫，医生需要马上在家做手术。由于房间里光线太暗，小爱迪生想到了用镜子聚光的办法帮助医生做手术，最终妈妈因此得救。

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在1854年爱迪生7岁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阑尾炎手术（直到1889年医学界才发现可以用阑尾切除术治疗阑尾炎）。爱迪生救妈妈的情节最早来自1940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小汤姆爱迪生》（Young Tom Edison）。

在美国，没有任何正经的历史学者把「爱迪生救妈妈」的情节当真，也没有任何美国教科书收录此事。但是到了大洋彼岸，中国人编写的教材竟然堂而皇之地把这个故事灌输给了千千万万的小学生，实在令人愤慨。

其实早在2009年前就有几名语文老师质疑小学课本不应该收录这个假故事，问题拖了十几年都没有得到解决。当时温儒敏对此的答复是：「《爱迪生救妈妈》这篇小故事并非『杜撰』，而是有来路的」。然后他介绍「来路」竟然就是那部美国电影。温总编认为：「小故事属于文学作品，即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可以容许的。」

温儒敏的这一看法非常偏颇。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曾说：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教育的根本在于教真本领、养真道德、追求真理。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求真务实」都做不到，这个人根本不配为人师表，也不适合去担任教材主编。

中国历史中难道没有教导人们诚实守信的故事吗？《韩非子》述曾子杀彘不欺其子、《史记》载季布一诺胜千金、《隋书》中有皇甫绩守信求责。中国历史中难道没有少年俊杰吗？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以语启父、秦国甘罗十二岁使赵、近代革命烈士刘文学智斗前地主王荣学。然而对于温儒敏来说，美国无良书商和好莱坞编剧杜撰的传说也比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结晶更值得收录。

更可怕的是，温儒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些年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王旭明以「和现在的形势总体不合」为由删去抗美援朝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屡次侮辱开国者的袁腾飞可以担任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编写人员；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主编温立三公然辱骂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美化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种者」。这些层出不穷的乱象反映出我国的文化界和教育界早已出现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塌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近了说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有一股势力在有意识地以「解放思想」之名，行自我殖民之实。他们潜伏在学术界、教育口甚至宣传口，借助媒体和教材系统性地颠倒是非，一方面歪曲国史、党史、军史，污蔑诋毁国家的领袖、英雄人物，动摇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推销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美化西方的政治、文化甚至是殖民历史，进而为现实中的西方霸权主义寻找合理性。

更深层次的挖掘这些逆向民族主义思想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当时知识界的弄潮儿胡适宣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陈独秀说：「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钱玄同等少数极端人士甚至主张「欲废礼学，不得不废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前人由于历史局限，得出错误的结论也许还情有可原。但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我们的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却仍然维持着一种二十世纪初对西方「自我殖民」的姿态乖乖地跪着，对西方贩卖的一切趋之若鹜。他们的信仰可以用「两个凡是」概括——凡是西方有而我们没有的，都是文明，要拿来；凡是西方没有而我们有的，都是劣根，要摒弃。

我想现在是时候在知识界开展一场「文化去殖民化运动」了。这么讲不是说我们要故步自封、重新「闭关锁国」，而是在一如既往地积极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思想和科技创新的前提条件下，信任和尊重我们自身的文明；正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教和政治传统；以及去除唯西方中心主义的伪历史学、伪政治学、伪社会学、伪人类学等的恶劣影响。

「吾人只知帝国主义者之行为乃武力侵略，抑知其有强有力之学说为其背景耶。」100多年前中国文学家梅光迪的这段话如今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