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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博@yiqin_fu

记者 Timothy B. Lee 分享了他减少自己工作时间、承担多数家务、配合妻子长时间工作的经历。他之前在《华盛顿邮报》、Vox 做科技记者，妻子是妇产科医生，两个人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 40 小时，时间不固定，而且他们的收入/职业晋升回报和时长都是非线性关系，投入越多，单位时间回报越高。

2015 年，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Lee 决定减少工作时间，不过这也意味着他没法继续在《华盛顿邮报》、Vox 这样全国大媒体继续工作——他没法随时去报道突发新闻，没法拓展科技行业人脉。当然了，他从孩子那里获得了工作不能提供的意义，他的家庭也因为一个人的“后退”而更加和睦。

Lee 的观点是，现在知识工作者的收入、职业晋升回报，很多都随着时间非线性增加，所以家庭里有一个人向工作倾斜，有一个人向家务倾斜确实是最大化家庭受益的做法。另外，他觉得一个家庭里有人花更多时间在家务上，对社会也是好事。这些“从职场后退”的人可以有更多时间参与本地社区的活动（做志愿者、在学校帮忙……），促进本地社区家庭之间的连接。

他说传统观念的人认为女权主义过头了，但他觉得女权主义只做了一半。女权主义已经说服很多女性加入原来男性主导的职业，但女权主义还需要说服更多男性来做以前女性主导的家务、社区服务。现在的女权讨论，他觉得贬低了传统上女性劳动的价值。好像只有职业工作有意义，照顾家人、抚养孩子是无聊、不重要的。但这种说法反而更难建立男性在家的新社会样貌。

Lee 还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性别收入差专家 Claudia Goldin。Goldin 还是更喜欢夫妻都全职工作的安排，因为没有自己收入或者收入比另外一方低很多的人，外部选择少，在家庭的采买、旅行、家务选择里完全处于谈判弱势。但 Lee 说，Goldin 想的可能是她经历的 1960 - 1970 年代，那时候很多中产女性读完大学就结婚，甚至读大学期间退学去结婚。但现在人都是工作了一阵子甚至十几年才结婚、有孩子，决定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工作，所以他不觉得“后退”的一方会处于弱势。他工作了 15 年才有孩子，他现在除了带孩子、做家务、做社区志愿者，同时也经营一个经济报道网站，时间灵活。他不觉得自己离开妻子就无法生活。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看他的文章内心挺矛盾的，一方面，确实家庭里两人分工效率更高，而且父母自己带孩子，对父母和对孩子来说都比外包要好。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比 Goldin 笔下这种“伴侣平等”模式更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他做的记者工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减少工作时间十几年可能对他一辈子的职业发展不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但对于他做妇产科医生的妻子来说，或者对于程序员、律师、咨询师来说，如果十几年都只工作 50% 的时间（假设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一辈子的职业发展会受很大限制吧？

所以 Lee 这样的安排只适用于两人中至少有一个是自雇人士的家庭？例如写书、写文章的，设计的，独立开发软件的，自己做投资的。如果工作必须依靠大公司完成，或者说依靠大公司会大幅提高收入，那么 Lee 这种模式就不太合适。

最好的方案可能还是代际之间的时间转移——伴侣的上一代来带孩子。我看过的美国研究都说上一代开始带孩子后，女性劳动参与会提高 5 - 10 个点。不过现在这种人口高度移动、大城市房价很高的社会，能有父母在身边帮忙带孩子也挺奢侈吧。之前有论文说很多美国女性在生产前会搬到父母附近，但这样的移动又影响了她们长期的收入。

唉，公共政策以及性别角色规范都要改才行。也希望有更多人，女性以及男性，能公开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之前那些热门读物，主角在取得职场成就的时候经常外包了家庭责任（例如在公司旁边开幼儿园），这样的故事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参考价值，而且就像 Lee 说的那样，贬低了和工作同样有意义的家庭生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