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的比喻与“河”的比喻有巨大差异。树是由根部长出茎再有树枝，而河是由涓涓细流汇成汹涌干流的。科学史在整体上很难用“种系发生”（分支系统学）的思路来理解。

撰文 |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什么是科学》第一版和第二版国盛第一时间就送我了。国盛希望我有空写一则评论，长短皆宜。按我的推测，可加一条：表扬和批评都欢迎。国盛是公认的才子，才华横溢，功成名就。更多的表扬不会增加什么，从图书销售的角度看，某种商榷反而可能有点意义。须先强调几点：我跟国盛曾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而能成为同事国盛帮过忙，从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调到哲学系是国盛的建议。国盛到清华任职是北大的巨大损失。第二，我最早是从国盛那里听说自然科学之博物学传统的，这个对我启发甚大，以至于后来到处吆喝博物。

(资料图)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商务印书馆，2023

《什么是科学》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用流畅语句完成的优秀论著。它是高水平的学术作品，但以高中生能够阅读的形式呈现。内容基于作者的长期教学和学术研究，叙述中使用了许多材料，却能跳出具体细节而达成有特色、有启发性的概括。

如今“科学”是个大词、大事，国盛对科学本性的刻画尽可能做到有理有据，但就若干逻辑侧面而言，可能还有不协调的部分，这是我要商榷的。

国盛同时治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但不是具体的、分支的、经验科学史，而是科学思想史，起步早、起点高。但此书对“X是Y”这类天生带有本质主义预设的问题，并没有给出完全自洽的逻辑刻画。图书一开始就提及，讨论科学是什么，人们有许多考虑，背景相当不同。有语法层面、语义层面还有语用层面（政治层面的也可归于此）；在纵横两个维度上都可以从容地展开。有如此多的层面和角度，对“什么是科学”就不容易给出简单的回答。国盛可能想给“科学”或科学的核心部分（数理实验科学）以某种不含糊的回答，而这就难免不自觉地被某种本质主义带进沟里（思想史“幽灵附体”）。第一版面世后有人已经指出这一点，当然我也注意到国盛对本质主义的一些反省。在汉语中，“什么是科学”与“什么算科学”有关联，但感觉上是不同的事情；“科学是什么”与“科学算什么”差别更大。国盛的书想照顾多个方面，逻辑上就难以处理。在我看来，对于“科学是什么”宜给予某种本质主义的回答，对于“什么算科学”则应当给出约定论的回答，当然两者都要列标准、讲道理。顺便说一句，都包含建构的成份，本质主义、思想史进路声称不建构，其实建构得比谁都生猛！

国盛在前言中说“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对这一句子，笼统讲我也是赞成的，就现实社会需求而论我也支持由此而推导出的一系列操作性主张，但细究起来，就不能认同了。

较真来看，此一句子预设了其科学概念的所谓本质。表面上，它没有否定科学的多种来源，但是实际上它强调了西方是其最正宗的起源，而且有排它的味道（表现不明显）。“回到西方语境”，表面上看也没问题，但为何只是西方语境，为何不提埃及、阿拉伯、中国、印度等非西方语境？难道在古代非西方地区没有对“科学之河”的汇聚起到作用？“科学之河”是我的比喻。在此“河”上，勘定河流长度时经常要上溯那条最长的“支流”。在我的比喻中，希腊再重要，依然是“一条支流”（相对于河之下游“主流”而言大家都是支流），当然可以加上修饰词以强调某一支的重要性。这是就科学之知识、方法和精神全方位而言的，包含时空两个维度。简单讲，科学（技术）无非是某种“知行体系”，人这个物种要生活，就得有相应的东西，多一点少一点而已，希腊“那旮旯”确实多一些，如此而已。读者可能注意到，我偷偷加上了“技术”两字，其实不加也无妨。科学与技术从来不能完全分得清，两者总是交织在一起存在的，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才分离出抽象的部分和具体的部分。就此一点，我反而认为“技科”（technoscience）一词适用于描述一切时代，古代天文学、老普林尼博物志、伽利略力学、爱因斯坦对同时性的研究都有着显然的实际应用背景。扩展“技科”的适用范围也可顺便提升技术哲学的地位。

国盛的潜台词在下面一句话中有显露：“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不必细究“错失”一词的确切含义，它至少表露中国古代以至到现在一直缺乏某种东西。缺乏什么呢？缺乏西方科学（中国缺乏西方的东西非常自然，就像希腊人不认汉字一样）。如果把“西方科学”四字写全了，我没有任何意见；若只写“科学”则讲不通，会与此书第五章第六章打架。如果不采用“又有又没有”的辩证法来论述的话，确实有问题。因为后面又讲了“谱系”的事情及“传统中国的科学”，“在理性科学与技术之间，还有一大类知识存在，这就是博物学（自然志）。我们或许可以用‘小树’来比喻博物学” （249页）。要注意，“树”的比喻与“河”的比喻有巨大差异。树是由根部长出茎再有树枝，而河是由涓涓细流汇成汹涌干流的。科学史在整体上很难用“种系发生”（分支系统学）的思路来理解。书中还指出，“在这个谱系中，除了占据最右边的西方特有的理性科学之外，博物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240页）。理性科学西方特有吗？别的地方一点都没有？

在此书中，国盛小心翼翼避免直接说“博物学是科学”（在此书之外的杂文中确实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博物学是完善的科学”），却不得不提及自然科学的博物传统。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博物学传统算不算科学？部分算、全都算还是都不算？按本质主义的进路，很难回答这类问题。自然科学有多少传统？国盛这里主要讲了数理实验传统和博物学传统，即两大传统。英国科学史家皮克斯通有另外的划分，我本人则倾向于至少划出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四大传统（也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因为“数理实验”包含的不是一类事情而是两大类不同的事情，前者与数学模型有关，后者对事物的高度简化和还原论有关。笼统谈实验也不合适，博物学中也做实验（比如达尔文），虽然深度不够。达尔文与孟德尔做的宏观植物实验，也有差别，后者最终通向了现代意义上控制实验。麦克林托克的实验更复杂，用到的理论工具也更多。四大传统的划分当然不完备，也没法做到完备，只是说至少包含这些“理想类型”，它们之间也可以组合。

上面的引述也透露，在国盛看来，虽然博物学也重要，但与数理实验相比较，就是“二等公民”！这是可以理解的，用“求力”“影响因子”之类的缺省标准来衡量，博物学确实差得很（但不等于博物学不是个东西、不值得延续）。但是这样的分级，不是回答“什么是科学”的恰当方式。追问一句，博物学及地方性知识究竟是不是科学？回答不是科学有问题，回答是科学也有问题。对于后者，我最近专门写过文章也做过“分享”，大意是博物学不是科学的真子集，这里不展开。

《什么是科学》算是高度重视博物学了，用了相当多的文字讨论博物学，但对于平面化的、认知级别不高的这类探究方式，此书依然说“博物学也是来自西方”（第272页）；在其他场合国盛也说过类似的话，许多人还觉得颇有道理。这首先令我想起曾经的“西学中源”说。这两者其实都不值得当真。“博物学也是来自西方”可能有两种意思：（1）“natural history”这个词来自西方。这是事实，太正确了，接近于一种分析陈述，没啥信息。这相当于说“西方的是西方的”。（2）西方以外原来没有博物这类东西。这是一个综合陈述，有信息，但很难令人信服。东北有句俗语，“不把豆包当干粮”。地中海那地方的人吃葡萄、探究葡萄，中国这地方人吃桃子、探究桃子，凭什么前者可以算博物学，后者不算？各地人都看星星看月亮，在对象上都指称同样的星星和月亮（暂按“实在论”的叙述），都“发明”了自己的素朴天文学。我说的“博物版古代四大发明”茶叶、蚕丝、瓷器、豆腐难道不算正经学问，或者说来自西方？

有人可能不服，认为西方的natural history有结构有体系，自成一种独特的东西，是非西方所没有的。我的回应则是，对于深刻程度不同的“谱系”，一端是高深抽象的数理成果，另一端是肤浅具体的经验总结，前者西方特征确实浓重，但在谱系中也是为衰减的，到了博物一端，世界各地的做法没有根本上的不同，都与直接的糊口、谋生、规避风险有关。说圆锥曲线、惯性定律、加速度概念、麦克斯韦方程组有明显的西方特征，必须承认，但说种品尝野果（包括辨识本地植物，做出某种分类）、种庄稼、养花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就勉强了。说到底，博物学接地气，是生活世界的底层学问。佩西和白馥兰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讨论了世界各地多种文化中心的技术贡献，其中自然包含一些博物层面的内容，不能说它们都来自西方。实际上《什么是科学》中又多次提及“中国古代缺少数理实验科学，但不缺乏自然志”（第272页）还给出许多例子，而“自然志”就是国盛意义上的博物学。于是，前后联系起来考虑，逻辑上就显别扭。在我看来，论起源的话，科学技术从具体的到抽象的整个谱系（从博物到数理），不必然只有一个起源；以“河流”作譬，此河有多条支流，各支流性质上没有根本性差别，贡献的水量或水质可能有些差别。可以说某条是清流某条是混水，但汇合起来都是水。就算某一支流非常突出，是其他支流的十倍百倍，依然缺少系统发生学意义上的必然性（理论上可以设想其他可能性，比如某个消失的非西方文明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数理实验学问，但没传下来），逻辑上也无法将科学的本质与西方关联起来。

其实在实践层面，我们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我们都毫无疑问地认为，当下国民的科学精神严重不足，应当学习，包括向西方学习，其实干脆点说主要就是向西方学习！那么为何要强调理论层面、逻辑上的细微差别呢？因为这涉及对未来可能科学的憧憬。此书的书名《什么是科学》似乎限定了对当下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分析和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展望。国盛在别处做了许多相关工作，但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整合进来。如果从“科学元勘”和文明演化的考度考虑对当下“技科”的批评以及对将来科学的期盼，国盛前面的若干叙述可能就需要弱化，就得做出让步。但是，那样的话，整部书将承担复杂的使命，至少是双重使命，一是启蒙二是再启蒙。而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连启蒙都没完成，对公众甚至科学家还要谈再启蒙，岂不乱了套？“半启蒙者”也不服！

可是，现实问题摆在那里，科学技术并非一切都光鲜靓丽。优点可能就是缺点！西方主流数理实验科学技术成功之处，恰恰暗含着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现代社会的许多大麻烦它难脱干系。有力量的东西，本身并不在逻辑上自动意味着善、应当。我个人考虑博物学平行于自然科学存在、演化，用的是非本质主义的观念，也是一种建构，更多考虑到当我们批评当代科学技术的种种问题时能否端出一点正面的可操作的东西。我从人类历史中寻找（不是从当下找，也不是从未来找，因为我觉得历史上用过的东西多少靠谱一点，况且不只人类在用，其他生命也在用），找来找去，看中了“博物”（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叫法）。现在自然科学真的远离了公众和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非专家根本搞不懂科学技术的细节（专家也是隔行如隔山）更无法亲自操作，那么普通人如何有效地、理性地访问世界、访问大自然？现代“技科”号称“自然科学技术”，但已经“不自然”，不管“自然”是取西方的含义还是取中国古代的含义。博物学进路是否走得通？谁知道呢！只能走走试试，试比不试强。悲观的看法是，没戏！但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完全的悲观者，推迟毁灭是该做的，看清楚后至少不能继续为虎作怅吧。麻烦之处在于，技科中的好与坏总是分形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于是辩证法就得用上。而辩证法用得不恰当，就成了“变戏法”。

小结一下，国盛似乎想对科学进行一种精确描述，退一步是刻画其最核心的部分，包括精神气质和主要方法、知识传统，但是，如果“科学”不是一个自然类（natural kind），甚至谈不上“家族相似性”，那么这个任务就难以完成。解决办法是，彻底放弃本质主义、思想史的进路，转而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给出非本质主义的刻画。这样描述出的“科学”这个“筐”的边界是动态的，有进有出。人们总是需要科学这样的“筐”，装什么，装多装少，都是可以商量的。自然，不是谁都可以进场商量，话语权掌握在权威手中。他们每天每月每年都实实在在地操作着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不那么好的科学，因为这直接与项目、资助额度、就业岗位、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而人文学者通常进不了圈子，只能在圈外嘟囔几句，一不小心还会撞雷。可是，鉴于科技对人类、对盖娅的重大影响，又必须让更多圈外人士介入讨论，这如何操作呢？用风险社会学家的语言讲，科技本身包含的、蕴涵的风险对于圈内人可能是盲的。短期化是当代科技不可否认的存在！于是需要变革。

作者注：此文初稿写于2023年1月25日，刊于《中华读书报》2023年2月15日第16版，此文为原稿。另，此文发表后我从网上搜索，发现2016年4月30日吕乃基老师在科学网贴出一文《河流与大树：析“科学素质”之争》，恰好已经用到河与树的比喻，含义也差不多。而吕老师的此文内容主体部分来自吕老师的一部书《科学与文化的足迹》第一章。特此注明，向吕老师致敬。

编注：此文原题为《科学“树”与科学“河”——评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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