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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是一个基本国策。这并不是由于中国统治阶层保守，而是因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幅员广大，基本生存资料可以完成内部循环。不像欧洲物产单一，基本生存资料都无法自给，只能采取亦商亦盗的掠夺模式。而且中国属于大陆季风性气候，气候变率非常之大，经常会造成区域性的自然灾害。这个时候靠商业自发调解，就会出现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现象。经过反复试错，中国人发现，重农抑商，通过中央政府的调配而不是商人的贱买贵卖，进行生存资料的供需调节，是唯一的选择。

但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技术的进步，自给自足的经济向专业化分工转变，商业的作用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宋朝改变自汉代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活动采取鼓励态度。从皇帝到平民，都对商人的社会地位表示肯定。官方还给予商业政策上的优惠，并立法保护商人的财产。

商人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宋朝，尤其是南宋，一改过去商人不能参加科举的惯例，“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宋朝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不仅与辽、夏保持互市，还开放口岸，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鼓励对外贸易。北宋时每年的海上贸易的税利为50万贯，南宋时约为200万贯，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5%。根据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形成了通往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组织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商业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分工都一一出现，在商人之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的区别。大规模的联号组织也已出现，为了便利大商业的运营，货币金融及其他辅助机关——塌房、廊房、堆垛场、柜坊、钱铺、金银铺、兑房、寄附铺、交引铺等机构都一一出现。商业经营上所必要的簿记、商用数字，珠算等，都出现于这一时期。随着邸店、店户、停塌家等经纪批发商的出现，连锁经营的方式也应运而生。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表现出来。合资的形态已产生于“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经纪行业也应运而生，人们称经纪人为“牙人”，称经纪行为“牙行”。

宋代“交子”的出现，标志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交子最初产生于四川民间，后因有伪诈者骗取铺户钱财及铺户不守信用，以致争讼不断，最后于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改由官府发行。发行的货币官府设“交子务”，交子三年一换，并规定发行限额，以36万铁钱存库作为发行交子的保证金。官营交子产生以后，行用了八十多年时间，后被钱引取代。在交子被钱引取代之后，纸币的管理部门也从交子务归并为买钞所。除了交子、钱引以外，会子和关子也是宋朝的纸币形式。其发行原理与交子、钱引大同小异。而英国直到1797年，才开始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多年。

由于宋朝失去了扼守辽西走廊的天然屏障和河西走廊的战马获取通道，不得不在一马平川的战场上以步兵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追不上、打不过、跑不掉、守不住”的被动局面。最终被游牧民族轮番入侵，以至亡国。工业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让海盗民族在700年后捡了个大便宜。否则，根本就没有这些蛮族什么事儿。

整个世界，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其中不乏一些读书人）对中华民族原生文明的威力，缺乏足够的认知。历史证明，中国人一旦明确了方向，就会把西方次生文明远远地甩在身后，未来的发展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