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遗忘孩子致死案，多轻判缓刑不可取

一点说法

最近一些年来，校车遗忘致死案一再发生，至少说明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出了问题，就有必要加大惩罚力度，而不是动辄判处缓刑。这也是刑事政策使然。

追究法律责任是预防悲剧重要手段

5月23日，湖北省通城县一名3岁女童被遗忘在校车后死亡;5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一名4岁半男童被遗忘在校车内，失去了生命。媒体梳理发现，最近三年里，全国至少发生了12起幼儿被遗忘在校车致死案例，其直接责任人多被判缓刑，因监督不力被指犯玩忽职守罪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则多因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

针对这样的处罚结果，有人论证认为，这样判罚并不存在故意包庇或者判刑过轻。孩子被遗忘在校车上死亡，如果没证据证明是故意，就可以确定为过失致死。在刑法上，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量刑是三到七年，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可以适用缓刑。如果觉得量刑过轻，应该在刑事立法的层面加以考虑。

该观点还认为，校车司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如果单在刑事立法上针对这一责任主体量刑加重，可能会让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心理上产生委屈感，更多人不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因此，与其加重刑罚，更重要的是加强培训和监管。

诚然，炎炎夏日造成儿童在乘坐校车时被遗忘致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肇事者无疑是校车所在单位和校车司机或随车管理人员。一般说来，校车不会很大，只要下车时在车上稍作察看，就会发现遗落的儿童。退一步说，即使到了教室，老师检查到校的孩子人数，也还有机会发现遗忘者，短时间内也不会导致儿童因闷热致死。正是因为管理者这样的疏忽再疏忽，才酿成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针对如此令人心痛的悲剧，多管齐下，加强预防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无论是建立健全制度，还是加强培训、严格监管，都不能代替依法追责。而且，追究法律责任本身就是预防悲剧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可以从轻”并非“一定从轻”

的确，这类案件一般不是故意犯罪，根据《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部分上述案件来看，被告人均存在“自首”等从宽处罚的情节，似乎有理由被判处缓刑。

然而，根据《刑法》规定，判处缓刑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而如何评价相关失职人员属于“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以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呢?对此，不仅要考虑危害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还要考察其主观恶性程度。

此外，对这类高发型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益的案件，还不可忽视刑事政策和社会舆论的考量。至于说对于自首的涉罪人员，《刑法》的规定也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非一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事实上，早在2012年4月，国务院就发布实施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其中，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随车照管人员应当清点乘车学生人数，核实学生下车人数，确认乘车学生已经全部离车后本人方可离车。如此简单的清点检查工作，随车人员却做不到，系典型的不作为。这反映出相关单位和人员轻视孩子们的生命，缺少对生命的起码尊重。说严重一点，是“把别人的孩子不当回事”。

从刑罚的功能来看，对犯罪人予以刑罚处罚，既在于特殊预防，也在于一般预防。即使可以预测犯罪人本人今后不会再出事，但还要考虑对于下一个可能出事的单位，是否能起到足够的警示预防作用。而最近一些年来，校车遗忘致死案一再发生，至少说明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还没唤起很多人的警觉性。鉴于此，有必要加大惩罚力度，而不是动辄判处缓刑。这也是刑事政策使然。

《刑法》的适用不可以只是浮在条文的表面，看起来不背离法条即可，司法裁判必须理解规范的本质所在，尊重案件背后的社会现实问题，否则，这也是搞司法形式主义，不可取。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