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帮职工破解带娃难题，一些用人单位自办托管班，但这种方式存在办学“身份”难界定、出了事故责任难分清等问题

假期托管班，怎么办才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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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假期，“娃娃去哪儿”就成了不少职工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头等难事，这一困境在疫情防控的当下尤为凸显。考虑到职工的实际需求，一些用人单位自办托管班。在办学资质确定、责任风险承担等方面，他们期待法律进一步予以明晰。

8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在沈阳日报社工作的记者张冰带着放暑假的7岁儿子来到单位，将孩子送到单位办的托管班后，开启一天的时政新闻采访工作。

这是沈阳市总工会在沈阳试点的首家用人单位自办托管——沈阳日报社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当天，孩子在单位食堂吃了一荤两素的午餐。偶尔，张冰会通过微信群传来的图片了解儿子的情况——或在学编程，或在安静自习。

疫情防控之下，不少托管机构、公益托管班暂未复工，这让家有“放羊娃”的双职工家庭倍感苦恼。记者注意到，一些用人单位自发办起了暑期托管班，让职工安心上班。但实践中，却遇到了办学“身份”难界定、出了事故责任难分清、稳定的师资难保障等问题。

我上班你上学，单位同事当讲师

“你女儿能吃冰棍儿吗?”

“她昨天着凉了肚子疼。”

“那我给她一个‘星球杯’吧”……

近日的一天下午，王许收到在单位托管班任“临时老师”的同事发来的问询微信。

王许和爱人都是编辑，平时需要上夜班。暑期孩子无人看顾，她有时会将女儿带到办公室。可无论如何告知不要离开办公室，孩子等不耐烦了仍会溜出去。一次，她正在开会，女儿趴在门缝不停地喊“妈妈”。

今年暑假，单位办起了托管班，6岁的女儿有了去处，而带娃的都是同事，王许心里踏实多了。

2018年，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下发《关于推荐申报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的通知》，提倡单位为小学1～6年级职工子女提供托管照看，有条件的可提供作业辅导等服务。各地工会陆续推动探索自办托管，沈阳日报社工会便是其中一家。

单位办托管的还有一个好处，即能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工作。开班当天，60名6～12岁的小学员参观了沈阳日报报史馆，了解这份报纸的成长历程。当晚，女儿就对王许说，“妈妈，原来你的工作这么有意义。”

事实上，今年5月，沈阳日报工会就酝酿成立托管班，为满足儿童活动场所消防安全要求，工会将托管班位置选在了广告部办公区，大部分授课老师都是单位职工，还有一部分从社会上招聘的公益讲师。为了满足6～12岁学员的课程需求，托管班按年龄段将孩子分成两个班，设计了硬笔书法、舞蹈、编程、声乐、播音主持等课程。

办学“身份”先界定，出了事故好认责

假期托管班解决了职工的现实难题。不过，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困扰单位和职工的问题。

在“企业办社会”年代，一些单位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是企业所属单位。如今的单位托管班是何性质?

记者梳理发现，用人单位开设的托管班主要有自主创办和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两种。后者具有办学资质和条件，而前者如何界定说法不一。

吴海洋是沈阳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企业职工平均年龄35岁，现有6～12岁职工子女8人，每年寒暑假都有职工将孩子带到单位，时常影响其他人办公。2019年初谋划寒暑假托管班时，公司在需不需要办学资质上犯了难。

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的孟宇平告诉吴海洋，目前，针对企业办的以服务职工为目的的托管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现行政策法规也不明晰。

2018年通过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明确，校外培训机构须经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后，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才能开展培训。根据《意见》，校外培训机构在消防、环保、卫生、食品经营等场所条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上有严苛的要求。

“如果将单位托管班界定为校外培训机构，单位办学是不是需要向教育部门申请备案，如果不符合条件是不是就不允许企业办学?”孟宇平认为，不严苛，出了事很难办;过于严苛，则会打击企业办班的积极性。

沈阳日报托管班开班前，众多家长就午餐及安全问题和单位达成了口头免责协议：职工食堂做的是成人餐，不做“高质低油低盐”的儿童餐;职工食堂主要服务职工，很难顾及儿童的营养均衡问题等。

据了解，像这样分清责任的做法还是少数。大部分单位和职工没有签订安全责任划分协议。2017年7月，沈阳一家科技公司职工郭子悦的儿子在单位开办的夏令营中摔伤了腿，医药费花了两万多元。面对“好心带娃”的单位，郭子悦最终放弃了索赔。

此外，师资队伍的来源及稳定也困扰着用人单位。近期，沈阳一家快速理赔企业定损员宋志飞女儿的暑期课表一周改了8次。由于企业认为义务阶段的教育应当谨慎，一开始请来了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后因要价不菲放弃，请来公益讲师，但又无法保证8周的课时。最终商讨决定，由职工轮流看护、辅导作业来填补空缺课时。

发挥企业自主权，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企业办托管班是因职工有需求，属于互助自利行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吴海洋说。

他觉得，现有法律应厘清政府、企业、家长、托管方等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企业办托管班，最重要的不是投入场地、人力和物力，而是解决资质确定、责任风险承担等问题。同时，企业托管班不应按幼儿园标准来筹办，更重要的是满足职工及其子女的实际需求。比如，针对年龄较小的职工子女开展兴趣培养和参观体验，多为大龄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和课堂讲授。”

作为家长，郭子悦认为，无论是用人单位自办还是购买第三方服务，企业办托管班的关键在于要有明确的监督管理机制。

“有了监管，就算发生意外也能明确定责，这样职工能安心将孩子带到单位。”郭子悦建议，企业可以借鉴一些幼儿园推行的家委会制度，将其纳入到日常管理，由家长们自发约定规矩，统一标准。

孟宇平则建议，牵线推动的相关部门要对这类服务机构进行性质“背书”,明确服务机构是什么性质，是仅有照看服务功能还是带有办学性质。而在法律制定与完善方面，可以先由地方出台相关法规，如果执行趋于成熟，进而考虑在更大范围推广。(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刘旭辉)(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