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武汉、西安、郑州等城市发起的城市“人才争夺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多个城市出台户籍、住房、教育、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优质人才前往定居。其中，不仅有成都、重庆、天津、南京等城市作出反应，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参与其中。前不久上海出台新政，大幅降低名校应届毕业生的落户限制，更是将社会讨论热度推至新高。

该如何看待这场“人才争夺战”?从人口角度来说，人口态势的变化使得劳动力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3.4‰，“十四五”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将趋近于零。比总人口更早下降的，是劳动力的比例和规模，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3年达到10亿峰值之后，以每年300万的速度递减。不仅如此，我国正进入老龄化加快推进的时期，一线城市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更高，上海就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严重老龄化的户籍人口已无法承担城市竞争的主力，未来必须依赖外来人口为城市注入创新活力。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正在发生转型，流动人口的规模正以每年300万的速度递减，流动中心也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对人才的渴望也反映出城市产业发展的旺盛需求。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清洁能源、基因等新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为城市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国产业结构已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重化工型转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2019年，服务业产值占GDP总量已超过5%，远超第二产业;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也保持高速增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四新”经济使得区域竞争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城市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对高技能创新人才的需求不断高涨。

根据人口红利的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便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从而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宏观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间，凭借人口转变后的丰富人口红利，我国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之际，我国即将迎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来源于人口低抚养比导致的高储蓄率，第二次人口红利则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将从提高劳动投入转向提高人力资本。第一次人口红利得益于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数亿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第二次人口红利将受益于我国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持续努力。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从2000年的42.8%和12.5%提升至2019年的89.5%、51.6%。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规模将达3亿，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达5亿。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群体。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石，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累积正推动我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在这一大背景下，不论是传统工业城市还是新兴产业城市，吸纳优质人力资源都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不二法门。

不过，不断加码的货币补贴并非城市吸引人才的最佳方式，城市管理者有必要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人才战略，避免政策激励带来的短视效应。树立健康的人才观，促进城市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一方面要继续从国家层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才流动障碍，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提高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人口红利的经济效率转化。另一方面，人才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是人才战略的核心，创新型、知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需要人才，也吸引人才，城市应依托企业研发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起优势产业的产研融合孵化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留住人才还需要各地不断推动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良好的法治与就业、生活与生态环境。(作者：杨舸，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