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轩的爸爸杭一鸣(化名)甚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儿子的智商高达129，理工科成绩优异，对交通格外感兴趣。

但这些都不是轩轩能够融入正常教学活动——也就是融合教育的“加分项”。因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的一种，简称AS)，轩轩常常不听指令，做出一些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此外，由于没有和异性同学相处的距离观念，他的部分举动会被看作“耍流氓”。因此，入学两周后，他就面临“父母随班陪读”或是“在家上网课”的选择。

其间，轩轩的姥姥姥爷提出去学校陪读，但校方以曾经有老人在学校陪读被推搡受伤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父母都是上班族，轩轩只好在家上课，重回传统的特殊教育模式——在“正常”与“特殊”之间有着严格界限的“隔离式教育”。

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共有特殊教育在校生79.46万人，其中，39万余人随班就读。据介绍，其余孩子主要依托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儿童福利机构特教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教育安置方式，力争做到一个都不少。

将近一半的特殊教育在校生正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接受融合教育。有网友这样形容普校融合教育的推行现状：“似乎是看得见的曙光，却又是摸不着的未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要真正实现“融而合”教育的理想状态，相关部门还需建立多方支持体系，为轩轩这样的孩子提供人际关系场所，提供正确的行为模仿榜样，逐步打破隔阂。

一波三折的求学路

自轩轩3岁被诊断为“疑似AS”后，杭一鸣就为儿子的读书问题操碎了心。

他曾先后将轩轩送往北京某医院下设的康复中心、东北老家一所有熟人任教的幼儿园以及河北邯郸一所民办融合幼儿园。读小学前，又让儿子在北京一家课外培训机构多上了一年的学前班。

据轩轩的家人观察，10多年前，医生、教师对AS的认知水平有限，只是将一些孤独症孩子聚集在一起开展教学活动，轩轩症状较轻，反而容易受到其他孩子的影响。

入读普通学校后，轩轩时不时地“出乱子”，老师也多次向家人反映，孩子太难管，需要陪读。

轩轩的姥姥姥爷是陪读主力，但是当孩子确实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他们也束手无策。为此，轩轩的家人多次向老师、家长表达歉意，如实反映轩轩的情况，但还是有不少家长联合起来，向学校、教育部门反映问题。

杭一鸣记得，轩轩小学二年级时，在一次解决他与别的孩子冲突的家长座谈会上，对方的姥姥闹腾着“要以命夺命”。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针对轩轩的教育问题，学校又尝试了一种“折中”方案：孩子每周去学校两天，由主要科目老师集中授课，其余时间在家自学。轩轩的姥姥姥爷是老中专生，基本能配合老师辅导功课。他的成绩保持在中上水平，但社会性发展有所欠缺。

按照原计划，今年前半年，即将小升初的轩轩要去学校适应一阵子，受疫情影响，只能作罢，这对他升入初中后的表现造成了影响。

轩轩身上的教育难题并非个案。网友“大狼”组建了一个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线上讨论群。作为一名成年AS患者，大狼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青少年时期，AS特质的孩子会有情绪不稳定，多动、抽动、强迫等表现。例如，最简单的写字，很多孩子就会因为下笔轻重、笔不顺手、力度多少、起笔思路等无法做到。

点点滴滴的小问题层出不穷，成为横亘在家长、老师面前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因为他们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但AS的算法显然不同。”大狼说，家长和老师的认识、精力有限，最多只能保证孩子随班跟读。

不止阿斯伯格综合征，其他特殊儿童家庭同样都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头疼。

一位80后母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的儿子既有多动症、又有自闭症。她曾抱着侥幸的心理给孩子报名了普通幼儿园，觉得孩子处于两个极端，不容易被察觉。然而，直到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她才在不经意间看到，不少孩子推搡自己的儿子，还骂他小笨蛋。过去，孩子却因为表达能力的欠缺，一直没有反映过相关问题。为了不让孩子再承受这种压力，她最终联系了辅读学校。

还有一名脑瘫孩子的家长说，几年前，因为没有公立学校愿意接收自己的孩子，她跑遍了所在城市全部的私立学校和康复机构，且不说花了多少钱，“孩子也成了各种教育实验的‘小白鼠’”。最后通过买房、变迁户口，她联系到一家公立学校同意孩子试读，但孩子还是没融进去，“学生、家长都在做面子工程”。

根深蒂固的“隔离网”

一位母亲曾向全国自强模范、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特殊教育学校名誉校长倪岩求助，希望患有智力障碍的两个孩子能在他开办的残疾人文化就业创业培训基地锻炼一阵子。但那对年仅16岁的双胞胎姊妹还没在基地待够一天，孩子的妈妈就因不忍心，带走了孩子，“这让我们爱莫能助”。

倪岩认为，阻碍特殊儿童发展的关键“症结”之一，是孩子家长自我设置的“心理障碍”。不少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特殊情况心生愧疚，对孩子加倍弥补、过度呵护，这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此外，不少特殊儿童的家长还会有“隐藏”“逃避”的表示，无法完全接受自己孩子的真实状况。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福兴小学资源教室的专职老师刘乐在刚刚从事这份职业时，心里常常会很“难受”：一方面，总会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不一样的人;另一方面，是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配合自己的工作。

有一名自闭症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异常，失控发脾气。刘乐和家长沟通，想让孩子到专门的资源教室进行调节，对方却坚称，孩子没有任何问题。

一名特殊儿童的妈妈说，自己用了5年时间，才敢向别人坦白孩子的病情，但心里仍然觉得这是“上天的惩罚”。在对待孩子时，她既心疼孩子、恨自己，不想让孩子被别人偷偷打量，又希望他能融入社会。

事实上，不仅是一些特殊儿童的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一些教师在面对特殊儿童时也会因为专业知识的欠缺，茫然无措，更有甚者会产生“恐惧”心理。

一位班主任老师告诉记者，自己班上有个叫球球的孩子，有“行为障碍”。在校期间，球球有时会故意推倒其他学生，有时还会用笔扎别人，甚至撕坏、乱踩其他学生的课本。“因为老师们知道球球的情况，对球球的要求相对宽松，其他小朋友不明事理，也会跟着模仿捣乱。”这位老师举例，有时球球会突然从后门跑出去，上课铃声响了也不进教室，任课老师只能暂停授课出门找人。“确实影响了班里其他同学”。

然而，这位老师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十分有限。每次球球有反常行为，她只能尝试安抚其他家长，以“孩子还小”“男孩子比较调皮”等理由来调解矛盾。但随着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她也只能根据学校的要求，给球球安排了单人单桌，并要求家长到校陪读。

在某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小学校长就坦言，“正常的孩子如果被这个孩子(特殊孩子)伤害了，这样的教育让她无法保证其他学生的安全”“给老师带来的工作和精神压力是难以言表的”。

已在特教行业深耕20余年的鄂尔多斯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晓红分析，融合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学生入学评估，到教育安置，再到课程调整，需要老师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但囿于当前家长对孩子教育期望值的增加以及一些重点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优生比例的做法，普通学校老师主动承担责任的意识还不够强。

先天不足的“软硬件”

除了对特殊儿童缺乏了解等主观原因外，“起步晚、底子薄、欠账多”的客观现实同样是制约融合教育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位西部地区的村小校长表示，由于办学条件有限，他们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去教育特殊孩子，但譬如遇到一些聋哑儿童、盲童，学校便没办法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没有对口老师、没有专用教材，也不能提供康复训练或者特长教育。”

一位中部地区重点实验小学的校长也说，“自己很惭愧”，因为学校没有充分的资源和支持系统，自己的任期内还没有接收过特殊儿童。

刘乐所在的福兴小学，目前有15名残障学生随班就读，类型和病状比较复杂。为架起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的桥梁，该校特意开设了资源教室，划分出家长接待区、档案管理区、感觉康复区等多个功能区，软硬件配备相对齐全。

但这名科班出身的90后特教老师认为，普通学校能为特殊儿童提供的额外的支持性服务和各类资源仍然存在欠缺。她说，福兴小学资源教室有两名专职老师，负责给15个残障学生上感觉统合课、语言训练康复课、生活适应课。“每个学生每周至少安排一节课，这样的课时量对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刘乐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节课学生上课效果特别好，下一节课学生又把上课内容都忘了，需要重头再教。她说，“特殊孩子的记忆力、学习能力相对差一些，需要连贯、集中的训练”。

作为甘肃省融合教育“样本”，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幼儿园也存在办学经费吃紧、人才流失等问题。中心幼儿园负责人王元芬告诉记者，由于编制限制，该园专业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往往是刚刚培养好一个既具备学前教育背景、又具备康复医疗相关任职资格的教师，他们就会因为身份、收入等原因选择离职。

王元芬还说，幼小衔接阶段，孩子们的听力环境会发生改变，周围的噪音变多，加之孩子们自我意识萌发，在新环境中不被待见，而及时的心理辅导又有所欠缺，难免会产生“回炉”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专业人士指出：当前国内只有60多所高等院校设有特殊教育专业，且开设时间相对较晚，大多处于摸索、模仿、借鉴阶段。既不利于特教队伍专、精、深建设，也不能适应当下“普校成为融合教育主战场”的时代背景。

此外，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近些年，儿童疾病谱系已发生较大变化。即便是特教专业毕业的老师也会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遇到各式各样的“盲点”，而很多时候，特教工作又必须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逐步探索实现“融而合”

如何化解这些问题?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从多个方面为融合教育提供充足资源。

作为牵头部门，教育部先后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作出解读，并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确定了“随班就读”“普校优先”大方向，提出“一人一案”“一地一案”等具体措施。

很多普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教师也争取在能力范围内，探索出“融而合”的理想模式。

甘肃省灵台县宁子小学是一所村级完全小学，目前，该校34名学生中(含6名幼儿园学生)，有两名特殊儿童小娟、小斌就读于二年级，为了让他们融入集体，学校专门选派有着12年教龄的茹杰担任班主任，每周两次的例会上，老师们也会在“一生一规划”的表格中，针对小娟、小斌近期的成长状况，写下引导措施。

而学校在制定各项管理制度时，也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在日常考核以及一些常规检查中，设定了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对孩子的评价内容也更加多元。小娟行动不便，父母有些不放心，学校便同意家长陪读。小斌学习吃力，老师就将教学目标定为“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遵守社会规则”。

在随班就读一年后，小娟有了不小的进步。即便她患有脑瘫并伴有肢体残疾，写字很慢，写得也“七扭八拐”，但她每天都会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完成所有科目的作业。课间休息时，她也会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去操场锻炼身体，“刚开始不让人扶只能走一两步，现在已经能连续走5步了”。

妈妈范风玲觉得，女儿性格变得开朗了。如今，这位识字不多的农村母亲决定，孩子能读到啥程度，她就供到啥程度，“不种庄稼可以，娃娃念书可千万不能撂荒了”。

工作3年多来，刘乐同样为特殊孩子付出大量心血。初次接触，她会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语言水平、适应能力进行测试，然后向家长询问孩子的病史、教育史、治疗史和家庭情况，最后再和任课老师了解残障学生的课堂表现、学习能力等。整个评估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随后，刘乐便会依据每名学生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措施。

五年级的平平有听力障碍，平时都是依靠佩戴助听器来获取外界的声音。此外，由于听不清，平平的发音也存在问题，这导致平平在班级里一直都是“隐形人”的角色，几乎很少和同学交流、玩耍。

于是，在发音构音训练课程结束后，刘乐便会给平平安排一些传递信息的“小任务”。有一次，她让平平告诉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红领巾落在了办公室。平平在手上写下了对方的名字、班级等信息，做了充分准备。后来，单靠对话，这名三年级的同学就明白了平平的意思。这大大增加了平平的信心。

从不敢说话，到辅助肢体语言、文字表达，再到通过嘴巴表达想法，渐渐地，平平愿意主动开口和班里同学交流。

更让刘乐感到高兴的是，一些普通孩子也在与特殊孩子交往过程中有了更加包容的眼光。听障孩子英语考了年级第一，同班同学会更努力地学习，或者主动为一些有特殊需求孩子提供帮助。

为此，几位一线教师建议，为了更好地融合，将特殊教育类的基础课程作为师范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让准教师们在步入职场之前对今后可能面临的特教难题有一定了解。

给特殊儿童提供平等交流的环境

“他们缺的就是一个平等交流的机会。”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幼儿园负责人王元芬说，融合教育正是教育公平真正落地的地方，会帮助特殊儿童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信，觉得社会是包容自己的。

2016年9月，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幼儿园开园，旨在帮助听障儿童在接受康复训练的同时与健全小伙伴一起上学。为了精准服务每位特殊孩子的需求，该园不仅对教室、单训室的环境做了声学处理，还会有听力师每天进班去观测孩子的听力状况，对孩子的设备进行调试维护，并持续推进康复工作，对特殊孩子进行个别化训练。

王元芬表示，经过融合，主流的行为习惯会引导特殊孩子做出改变，不少已经毕业升入普通小学的孩子也能较好适应学校环境。

在面向普通学校教师的培训中，王元芬会格外强调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号召每个教育阶段的老师多去关注特殊孩子的心理状态，发现问题后，及时和孩子本人及其家长沟通，将一些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融合，在满足特殊孩子社会支持需要、带来平等、尊重的同时，也让教育体系结构与教育实践变得更具弹性、合作性与接纳性。

各地都在进行一些尝试与探索。比如，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在开展基础康复教学活动的基础上，着重加强对特殊儿童的艺术教育培训，设置“舞蹈”“美术”“器乐”三大类课程;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康复教育中心的老师们则采用一种“脱敏”教法，根据儿童的发展状况，逐步减少家长的陪读时间、提升儿童对环境的适应性，支持特殊需要儿童顺利地从机构康复训练状态过渡到校园的学习状态。

但是，多位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涉及医学、教育、社会等多个专业共同参与协作的复杂系统，当前康教中心所提供的环境仍然类似一个“温室环境”，且容量有限，只能作为转衔机构，为特殊需要儿童如何顺利过渡到普校、特校的学习进行探索。

告别温室迎接独立成长

虽然道路迂回，但毋庸置疑的是，融合教育正在曲折中前进，螺旋中上升。义务教育基础更加坚实，做到了特殊儿童“全覆盖、零拒绝”，各类资助项目、资助标准也不断提高。非义务教育稳步发展，借助禁止歧视、单独考试、单列计划、单独录取等方式，让特殊学生在普通学校留得住、发展好。

据了解，仅在2019年，全国就有12362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2053名残疾人进入高等特殊教育学院学习。

要真正夯实“融合教育”基础，还需要教育部门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专业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等支持保障工作，为特殊儿童争取更多的上升通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康复教育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建议，完善多部门间的沟通机制，建立一套共通的沟通系统和对话机制;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吸纳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到特殊儿童康复教育工作中来，让公共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

她坦言：“如果康教中心不再有特殊儿童报名了，就说明孩子们的特殊需求和社会大环境可以无缝衔接了。”

多地的教育部门正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各级政府积极落实《特殊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大对特殊教育人群的资金投入。至少在每个旗县区建立一个特殊教育资源管理中心，配置足够的特教教师，并对普校特殊教育工作进行巡回指导，将资源教室有效利用起来。在教学上，采取“同教材、同进度、异要求”的教学原则，根据特殊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发展性评价。

王晓红表示，轻度的特殊儿童少年可以完全融入社会，与正常人一样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度的特殊儿童少年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选择一些手工类、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的岗位，重度的特殊儿童少年也可以到社区参加阳光家园的庇护性就业。

与此同时，一些公益组织成为推动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有益补充。不少城市出现了无声火锅店、共融咖啡馆，以及吸纳残疾人就业、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免费帮助残疾人销售手工艺品的助残公益实体店等。而像大狼这样的亲历者也在通过QQ群、媒体等渠道积极发声，为特殊孩子争取更多权益。

这让特殊儿童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少了几分担忧。杭一鸣说，尽管他还是会因为轩轩的教育问题产生困扰，但轩轩的前途基本是光明的，不管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还是参加成人学历教育，他都有望掌握谋生的本领技能。

一位妈妈也告诉记者，她的儿子曾在超市当众上厕所，她窘迫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谁料，一位售货员主动帮她解释，周围的人也从猎奇、鄙夷变成了包容、理解。

采访中，还有一位家长打电话给正在复习考研的女儿，此前，因为弟弟患病的缘故，姐姐选择了医学专业，还不止一次提出，“哪怕不结婚也要照顾弟弟一辈子”。但现在，这位家长告诉自己的女儿：“别再想弟弟的事情，去做自己想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弟弟会有出路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豪 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