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介绍自己或者解释事情时，会给自己贴上一个“社恐”的标签，“社恐”似乎正在成为当下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社恐”呢?

所谓“社恐”，原本指心理学中的“社交恐惧症”。在这一症状下，个人过分和不合理地惧怕外界的人以及社交情境，产生明显的焦虑、惊惧和自主神经症状。相对于心理学的定义，许多给自己贴上“社恐”标签的年轻人，往往是表明自己不擅长与人交往或踏足需要展示自己的社交场合，害怕尴尬，更习惯于私密圈子或独处，在社交时会感受到压力并且表现得比较紧张……进一步来说，一些“社恐星人”会主动减少与他人接触的机会，无论是眼神接触还是语言接触，甚至是彻底避免与他人碰面。作为标签的“社恐”确实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它不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中国年轻人身上，也存在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并且展现出不同的属性，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北欧人和日本人的“社恐”。

在最早的时候，一提起“社恐”，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北欧人。与其他文化不同，北欧社会和北欧人更被认为习惯于独来独往、不愿与人接触、不愿社交、极度重视不被打扰的个人空间。在这里，街头的一些座椅会被排列成单向错落，以便人们可以避免被迫对视;在寒冷的公交车站，芬兰人排的队每人精准相隔两米。或许跟靠近北极圈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时间寒冷、黑暗的环境有关，北欧人的“社恐”本质上是对个人时间和空间的极度重视，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一种自我精神上的丰富。

与北欧不同，日本社会中的“社恐”文化则更多源于被动的社会压力。日本传统社会文化极度重视集体意识和同一性。在日本职场，经历过泡沫经济的老一辈上班族讲究将公司作为集体，主动加班奉献，加班后继续去深夜居酒屋放松和交际;在社交场合，讲究融入和避免矛盾，个人要花大力气“读空气”，也就是推测观察现场的气氛和情况，判断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方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也就是通过察言观色保持和谐的气氛，一旦打破“和”，就要收到他人的异样眼光甚至向他人道歉赔罪。上班长时间谨小慎微，下班之后还要跟大量半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同学同事聚会、健谈的邻居、话痨的司机、热情的商场店员……每一个场景都直接触发日本年轻人的疲惫和恐惧。因此面对这些日常困境，日本“社恐”的解决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和全世界“决裂”。有研究调查发现，65%的日本人比起集体行动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于是日本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一人设施，据调查，7%的人曾经躲在厕所独自吃饭，年轻人中也逐步形成“蛰居族”“御宅族”。

“社恐”成为流行，背后必然存在时代和社会成因。与主动重视个人空间的北欧型“社恐”和迫于沉重社会压力的日本型“社恐”相比，中国流行的“社恐流行病”则具有综合的特征。一方面是个人独立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复杂导致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度下降。在今天这样一个加速时代之下，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真实的紧张和焦虑，从而导致更多的年轻人更愿意在一个自我的空间内保持独立。

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曾经在《私人生活的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论著中发现，与父母一辈拼命赚钱、一切为了家庭和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相比，这代年轻人在注重家庭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个人的幸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人生活转型的核心，一方面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在私人生活领域的退出。

与公社制和单位制相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有活力，但同时也更加具有竞争性——年轻人面对“996”的工作时长和高速的生活节奏，刚毕业的他们离开家庭和学校、成为“社会人”“打工人”，工作中的压力、在大城市生存的压力、高频率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目前对于成功较为狭窄的定义和激烈的攀比竞争……不少年轻人被这些压力挤压着，因而感到疲惫和恐惧。

为了重新掌握自己的个人生活，一些人主动选择为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从一部分社交生活中退出一步。同时，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线上社交和兴趣平台越来越宽广，年轻人可以选择活跃于轻松多样的个人兴趣圈子，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社交场合的互动中退出。“社恐”虽然是一种个体的自由选择，但当所有的社交网络和媒体都在鼓励“自我关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关心一下别人，把自己从心灵“内卷”当中拯救出来，更多地投入到真实而丰富的人生之中。(作者：严飞，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