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出国留学“梗阻”未通，但有媒体调查发现，就在留学行业受到重创的同时，培养留学“预备队”的国际学校却增势明显。一拨新的国际学校落地深圳及其他大湾区城市，家长对国际教育的热情并未消减。

不仅大湾区，就今年北京地区高中生申请国外大学的情况来看，当地学生出国意愿有增无减。选择并有能力送孩子出国读大学的家庭，多数从理念上较为认同“全人教育”，他们选择国际教育也多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和判断，由此也可以预判，国际教育并不会在短期内退热。

留学遇阻，国际教育升温，该如何解释这种“反差”?未来，中国的国际教育将呈现何种发展趋势?

新中国的国际教育自21世纪初开始萌芽，由最初的试水精英教育逐步步入多元发展阶段。近10年来，国际教育持续扩张，不仅深耕北上广苏等发达区域，持续打造口碑，也开始在一些内陆省份攻城略地，一些二、三线城市日益成为知名国外教育品牌或集团化办学的聚焦点，这也折射出家长对国际教育理念的认识深化，即从单一的升学考虑转向对“全人教育”、个性化教育等理念的追求。

鉴于此，我们在对国际教育的未来进行预判和思考时，不宜再孤立地观察，而应特别关注两点：一是国际教育与公立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持续调整;二是国际教育如何立足中国本土、实现从适应到确立自己的文化取向。国际教育进入中国市场，最初是作为中国学生教育选择的扩展而出现的。国际学校提供的沉浸式英语学习环境，批判性思维、探究式学习的训练和对标世界一流的课程，无疑为他们未来出国留学提供了更有效的途径。同时也要看到，国际教育的影响是广泛的，国际教育的理念、形式与内容，已经逐渐渗透进公立教育中。

201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新高考改革也内含将教学重点转向素质教育的要求。这意味着，国际教育中的“全人教育”理念和公立教育存在进一步契合的空间。在公立学校素质教育改革中，也确实能找到对国际教育理念及模式的借鉴痕迹。

上述变化也正在改变我们对公立教育(学校)与国际教育(学校)两者间关系的认知。在传统的理解中，公立学校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强调知识点的学习方式以及刻板单一的评价体系，在与国际教育的共存竞争中遭遇了挑战。现在我们不断意识到，这一挑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公立学校在尝试接受一套个体化的优势理念与实践的同时，还需要看到改革中遭遇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靠改变教学手段、教学技术和知识对象可以解决的。公立教育有自己的身份定位与文化传统，也必须正视如何延续自己的传统，比如培养孩子对集体的认同、强调教师立身育人的职责、系统而非碎片化的知识学习方式等。同样，国际教育的课程与组织方式往往以工具箱的方式被加入公立学校的现有课程体系中，对它背后沿袭的理念与历史缺乏反思性的体认。因此，在思考国际教育与公立教育的关系时，要看到国际教育已渗透进公立学校素质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它改变了公立教育的内向性，也迫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在文化而不是工具性层面进行传统教育与国际教育的融合。

另一方面，随着民办国际学校的开疆拓土及相关教育理念的普及，国际教育也面临进一步本土化的挑战和机遇。不宜再单纯地将国际教育理解为面向留学的教育，而应理解为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教育。长期以来，国际学校偏重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许多孩子的母语水平却停留在“对外汉语”阶段。随着国际教育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者意识到孩子的“母语”错位、文化认同身份感上的纠结以及由此带来的亲子关系紧张、代际矛盾尖锐等问题。因此，如何探索有效的双语教育模式是未来国际教育的努力方向。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教育中的中文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语言教育层面，而是需要深度探索如何将中国文化、历史教授给学生，并在价值观层面对他们产生影响，培养并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认同。更进一步，国际学校还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让中国与世界彼此看见。(作者：王利平，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