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员工”到“平台+个人”，数字经济时代，一个问题无法忽视，那就是在各类平台经济从业的“小哥”们的职业培训、技能提升、未来职业发展，是纯个人问题吗?平台有无责任?政府有关部门如何作为?

日前，因“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仅送5单赚41元”登上热搜的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和北京市人社局巡视员在节目中同美团代表交流时，美团代表透露，美团专送近1000万的外卖员，与美团间属于外包关系。

这引发社会热议。美团外卖小哥，居然并非美团公司的员工?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各类平台从业的“小哥”们的职业培训、技能提升、未来职业发展，是纯个人问题吗?平台有无责任?政府有关部门如何作为?

穿了Ta的马甲 不是Ta的人

10年前，上海市邮政分公司举行业务练兵大赛，快递小哥柴闪闪脱颖而出，他熟记全国2600多个地名、能快速画出全国铁路干线图、背熟厚达五厘米的理论知识材料……如今他有多重身份：全国劳动模范、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等。

从一名普通邮件接发员，磨炼成新时代的技术工人，柴闪闪切身感受到职业技能提升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作为人大代表，他一直非常关注千千万万在平台经济就业的同行们的职业技能提升问题。

“大多数从事外卖、快递行业的人学历低，缺技术，到城市后以此作为一个过渡职业，挣第一桶金。”柴闪闪说，平台用工非常灵活，但很多人都不会和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稳定性差，技能培训更是奢谈。

从事快递行业10多年，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员工关立平也坦言，身边“小哥”和平台不签约的情况非常普遍。

据《劳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

无论是美团这1000万外卖骑手属于外包关系，还是其他行业的平台经济从业者，平台与个人，形成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那些穿着平台配发的工服的小哥们，不少人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并不是平台员工。那平台企业有无培训“小哥”们的责任和义务?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纪雯雯看来，零工经济的分散性质和许多“小哥”们的非正式雇员身份，给劳资双方带来新的挑战的同时，也留出空白地带。而这些，为探讨谁来负责培训平台经济从业者，提供了空间。

平台“技术红利”应该再分配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胡磊研究发现，当下平台经济普遍存在“去劳动关系化”现象，包括去劳动合同化用工、去雇主化就业、遮蔽事实劳动关系等。这样一种劳资关系形成，经济动因是平台低成本灵活用工和网约工寻求自由、高收益二者的结合。

那平台企业在用工上，是不是可以“不行就淘汰”，“一代新人换旧人”，不必承担相应的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的责任?

报告显示，在2019 年外卖产业规模就突破了6500亿元。而这背后，是数千万外卖小哥在支撑。对平台企业来讲，这不单是技能提升的问题，更在于平台赚了钱以后，是否是只分利不发展的问题。“这一波劳动者用完了，再用下一波新的劳动者，这不是一个企业可持续的用工方式。”在纪雯雯看来，平台这么做，“说白了是获取了利润，没有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

她认为，就目前平台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平台公司已获取了技术红利，但是并没有让技术红利普惠到每一个平台劳动者。如果说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分配方式之一，那么平台经济“技术红利”到了一个该再分配的阶段。其中，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平台经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就是题中之意。

而在柴闪闪看来，平台企业至少在两个方面有责任和义务培训员工。“首先是专业技能的培训和提升，另外是企业文化和服务水平的系统培训。”柴闪闪说，由于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制约，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而没有额外精力和时间再去参与政府和社会举办的其他培训活动，“这涉及小哥们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平台、个人和有关部门都应承担培训之责

宋增光是饿了么上海公司的培训专员，他负责的对外卖骑手的培训工作，就是柴闪闪提到的诉求。他负责饿了么整个上海地区的业务培训。“主要是对新手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涉及服务意识、配送技能、快速的工作融入，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安全培训。”宋增光介绍说，外卖行业不只是简单重复的配送工作，随着自己专业水平的提升，一条职业升级的道路是畅通的：从骑手到配送站点队长，再到负责一个城市配送业务的城市经理等。

“从业务需要的角度，平台是乐于对骑手进行培训，并选拔出优秀人才委以重任的。”

宋增光的观点，得到了纪雯雯的认同。

关于对平台经济从业者培训责任人的问题，纪雯雯说：“这涉及厘清一个关系，就是专业型的人力资本培训还是通用型人力资本培训。”她认为，如果是专业型人力资本培训，企业责无旁贷，也是乐意为之的。比如外卖小哥，因为配送技能提升之后，提高了工作熟练程度和效率，对平台本身是有益的。但通用型人力资本的培训，对应就有成本收益的问题。“比如对快递小哥进行计算机培训，不仅快递小哥他的收入会提高，此外综合技能也提高了，他就有可能跳槽。这部分培训让平台企业来承担的话，那么企业就会有培训后人力资本流失的风险：我培养的人力资本，他跳槽后企业的损失怎么算?”

这部分的培训，则需要政府和社会有所作为。

早在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指出，加强对平台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将其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目前，以从事平台经济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已达2亿人，他们多数是低学历、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如何提升这一群体的职业技能和水平，事关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提升职业技能，“小哥”自身也是“责任人”。

“多人搭台，无人唱戏。”柴闪闪感到痛心的是，近年来国家和社会针对平台经济从业人员，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公益性的技能培训机会，但很多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往往不愿意花时间参加。

关立平呼吁，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小哥，都不要太短视，只为了眼前的经济收益，而忽视了职业技能提升。“目光应该放长远，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要有规划。”

兰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