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也在政府正确的领导与全局统筹下，作为最重要的应对力量之一接受了疫情的考验。这次疫情，也引起了许多人回顾历史、了解古代人类如何对抗疫情的兴趣，我也不例外。

古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民受瘴、疠、瘟、疫所困而大量死亡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史书中对于当时政府、民间以医疗卫生方措施应对疫情的记载都相当简单，对措施的有效性如何更是语焉不详，倒是对于免税赋、颁赈济、安置受疫情影响而家破者等“仁政”的着墨不少，以显官方仁爱。既然史籍不彰，那么医典就成了另一条线索。

作为公认的古中国首部系统性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明末清初江苏医生吴有性（字又可）写成于明崇祯壬午年（1642年）的《温疫论》二卷，文风、观点与之前的医书颇有不同，在其中我明确读到了他作为医者的仁慈悲悯之心，以及古代中医群体中不多的明确唯物主义观点。以下引用《温疫论》部分原文及附我个人的评论，并非为探讨其医学理论，而是作为了解历史、了解吴先生本人的文本来阅读，望与观网诸君共享。

关于《温疫论》为何而作，吴先生在文首“自叙”中写得非常清楚：

如果各位不耐阅读文言文，那么容我划一下重点：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

这几句话开宗明义，提出了作者对温疫的认识：它不是什么风寒暑湿造成的，是另外的东西造成的，而且从古到今没人想到过这一点。

“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希有。况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

作者根据其观察实践，认为疫病众多，而其中属于“伤寒”的其实不多，以伤寒论治温疫，是指鹿为马。

“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从这几句中，读者一定能明确感受到作者对于病者不幸遭遇的伤怀与同情，和对同行“守古法不合今病”的不满——千年以来，因医者不敢跳脱出古法禁锢而造成的失治误治、生民不幸，何其多也。从这里也能读出，至少在吴先生看来，他当时同行们，以及他所知的古代医生们，对于“温疫”的治疗效果完全不如人意。

接下来，在阐述病疫来由成因的“病原”一节中，吴先生这样写道：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浓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由此可见，吴先生对于前人认为疫病源于“非其时有其气”，即人会因为天时不合、天道逆乱而染疫的看法，并不完全赞成。他看来，四季的天气反常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普通情况，未必造成疫病流行；对于疫病这类“感天地之疠气”所致的疾病，就不能采用针对伤寒与中暑这类普通疾病的诊断、治疗办法。

从这里开始，吴先生对于同行们的不赞成屡见于文中，颇为耐人寻味，部分摘抄如下：

“邪发于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于传变，或出表，或入里，或表里分传，医见有表复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尝见以大剂麻黄连进，一毫无汗，转见烦躁者何耶？”

“里证下后，脉不浮，烦渴减，身热退，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因而复发，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归咎于病患，误也。”

在《温疫论》上卷之中，还专有“老少异治”、“妄投破气药论”、“妄投补剂论”、“妄投寒凉药论”等节，说明当时有些吴先生的同行连“老少异治”都没有做到，且多有乱下药的情况发生，也无怪吴先生在“妄投补剂论”中写下这样语气严重的话：

“病家止误一人，医者终身不悟，不知杀人无算。”

徐徐读之，吴先生对于病者的怜悯体恤在文中不断体现，在“乘除”一节中，他对于其他医生所认为的“怯证”写下这样的话：

“要之，真怯证世间从来罕有，令患怯证者，皆是人参造成。近代参价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证不生于贫家，多生于富室也。”

《温疫论》的文字中，与吴先生的医者仁心并存的，是古代中医典籍中相对少见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下卷开篇的“杂气论”一节中，吴先生写道：

“然气无所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气？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

“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其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即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

“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是无出此六气为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不知六气有限，现下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专务六气，不言杂气，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

而在“论气所伤不同”一节中，他更是明确写道：

“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知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透过这些文字，一方面我敬仰吴先生的父母之心、仁爱之心、怜悯之心、医德之伟大，佩服吴先生对于疫病成因的洞察力之强远胜同侪，不拘泥于古人用以描述世界的“五运六气”，而是务实地看到了世界的复杂性，大胆表达了“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这种真挚而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另一方面，我也不禁扼腕，也许是因为吴先生的唯物主义思想不被“守古法不合今病”的同行所容，也许是他对于过去各家医生对疫病成因、辨证、治法的批驳过甚，例如“论阴证世间罕有”、“《伤寒例》正误”“诸家温疫正误”等节均有文笔犀利、观点明确的正误，《温疫论》在接下来的有清一朝并没有被医家们广泛接受。“有口诵其书，啧啧称道，而对证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则曰此时证也，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拘伤寒之法者，比比皆然”。而吴先生所在的明清易代之时，纷乱动荡的社会无法让他继续广泛实践、发展他的理论，假使吴先生能够得到一架显微镜，能够看到病原体，能够知道他所注意到的“疫气”到底是什么，那么以他对于疫病的见解，几乎必然可以活人无数，乃至被后人立祠供奉了！可惜乎，可惜哉！

吴先生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在《温疫论》中有多处体现，如有兴趣，不妨阅读原书，也希望此书能对当下的“中医粉”们有所启发。是的，能读到这的观友，都知道我在说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