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 18 岁,认为成年了就应该有结婚的权利,你是否赞同?
2022-03-30 11:30:52 来源: 卷阿

3月28日,“育娲人口研究”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报告指出,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报告指出,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就家庭规模而言,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  

“首先结婚的几个数据,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也是有点震惊的,结婚的意愿下降得这么快,从几个数据来看确实是很震惊,我不知道哪个国家或者人类历史上不是战争年代会有这么大的降幅,这确实也是特别令人震惊。我们可以看到七年时间,降了一倍,将近减半,结婚的人数和结婚率都差不多减半的降幅,这也确实令人震惊。”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报告主要作者梁建章说。  

梁建章在报告中指出,造成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就业压力也很大,白领在大城市打拼压力也很大,在城市里打工基本上是年轻人,就业压力也很大、很辛苦,他们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他们观念上是比较独立的,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娱乐活动,所以对于结婚这件事没有那么热衷。但是我觉得这根本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改变的原因,还是成本,结婚的成本和育儿的成本还是特别高。”梁建章说。  

梁建章表示,结婚的成本当然包括现在的结婚条件比较高,有房、有车,彩礼或者婚宴,这些结婚成本还是很高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买房成本非常高,如果在二线、三线城市彩礼等等也比较高。与此同时,孩子的教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也比较高,这不仅拉低了生育率,也会拉低结婚率。反过来说,如果通过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够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那就能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  

“当然这几个原因未来会不会减轻或者未来会加剧,我觉得未来的消息应该不是太好,因为更多的年轻人会到城市里来,更多的就业压力等等,尤其是现在疫情,我觉得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就业的压力、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和前面所说的这些成本都会出现更坏的状态,所以未来的结婚率也是非常不乐观的。当然总体的结婚人数,男女比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观,也会出现更坏的趋势,所以我们未来对于结婚率和结婚人数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未来可能还会比现在更糟糕。”梁建章说。  对此,梁建章在报告中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等。  

当被问及当前年轻人择偶难的问题时,梁建章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其实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肯定是非常受男性喜欢的,但是她自己的独立性非常强,所以她对于对方的要求,最低要求都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最关键还是这些女性的独立性,会更强。当然,独立性再强,比起生育成本,养孩子的成本,虽然收入是比较高了,比如在上海,一万、两万的收入,也算是比较高了,她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生孩子的成本或者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成本,是更高的。所以她觉得,虽然自己可以过得很好、很独立,但是如果真的组织家庭去生孩子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难以承受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观念上是很难通过说教去改变的。真正能够去改变的还是降低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降低房价,这才是真正能够实质上改变现在的这样一个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趋势。”梁建章说。

逻辑上讲,我倒是支持结婚年龄降到18岁的。都是成年人了,自然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结婚。以前有个著名的笑话,“我国男性18岁就能当兵,但22岁才能结婚,说明女人比敌人更难对付”,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而我国的法定允许结婚年龄,相比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偏大的。

但如果降低结婚年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保证结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父母支持子女(特别是女儿)接受教育的意愿还是很弱。而如果允许18岁就结婚,部分父母可能给子女接受教育施加障碍,从而推动/迫使他们在18岁以后尽早结婚。这对推进男女平等,提高公民受教育水平是不利的。这种情况下的结婚申请,也不能说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青年,如果大学不为学生结婚及生育做好休学制度上的准备。即使降低法定婚龄,大学生也很难结婚。

另外,我也不认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能有效提高生育率,这点梁建章倒也不否认,并且谈了很多促进生育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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