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育娲人口研究”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报告指出，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报告指出，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就家庭规模而言，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　　

“首先结婚的几个数据，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也是有点震惊的，结婚的意愿下降得这么快，从几个数据来看确实是很震惊，我不知道哪个国家或者人类历史上不是战争年代会有这么大的降幅，这确实也是特别令人震惊。我们可以看到七年时间，降了一倍，将近减半，结婚的人数和结婚率都差不多减半的降幅，这也确实令人震惊。”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报告主要作者梁建章说。　　

梁建章在报告中指出，造成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就业压力也很大，白领在大城市打拼压力也很大，在城市里打工基本上是年轻人，就业压力也很大、很辛苦，他们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他们观念上是比较独立的，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娱乐活动，所以对于结婚这件事没有那么热衷。但是我觉得这根本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改变的原因，还是成本，结婚的成本和育儿的成本还是特别高。”梁建章说。　　

梁建章表示，结婚的成本当然包括现在的结婚条件比较高，有房、有车，彩礼或者婚宴，这些结婚成本还是很高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买房成本非常高，如果在二线、三线城市彩礼等等也比较高。与此同时，孩子的教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也比较高，这不仅拉低了生育率，也会拉低结婚率。反过来说，如果通过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够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那就能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　　

“当然这几个原因未来会不会减轻或者未来会加剧，我觉得未来的消息应该不是太好，因为更多的年轻人会到城市里来，更多的就业压力等等，尤其是现在疫情，我觉得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就业的压力、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和前面所说的这些成本都会出现更坏的状态，所以未来的结婚率也是非常不乐观的。当然总体的结婚人数，男女比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观，也会出现更坏的趋势，所以我们未来对于结婚率和结婚人数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未来可能还会比现在更糟糕。”梁建章说。　　对此，梁建章在报告中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等。　　

当被问及当前年轻人择偶难的问题时，梁建章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其实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肯定是非常受男性喜欢的，但是她自己的独立性非常强，所以她对于对方的要求，最低要求都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最关键还是这些女性的独立性，会更强。当然，独立性再强，比起生育成本，养孩子的成本，虽然收入是比较高了，比如在上海，一万、两万的收入，也算是比较高了，她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生孩子的成本或者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成本，是更高的。所以她觉得，虽然自己可以过得很好、很独立，但是如果真的组织家庭去生孩子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难以承受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观念上是很难通过说教去改变的。真正能够去改变的还是降低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降低房价，这才是真正能够实质上改变现在的这样一个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趋势。”梁建章说。

逻辑上讲，我倒是支持结婚年龄降到18岁的。都是成年人了，自然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结婚。以前有个著名的笑话，“我国男性18岁就能当兵，但22岁才能结婚，说明女人比敌人更难对付”，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而我国的法定允许结婚年龄，相比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偏大的。

但如果降低结婚年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保证结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父母支持子女（特别是女儿）接受教育的意愿还是很弱。而如果允许18岁就结婚，部分父母可能给子女接受教育施加障碍，从而推动/迫使他们在18岁以后尽早结婚。这对推进男女平等，提高公民受教育水平是不利的。这种情况下的结婚申请，也不能说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青年，如果大学不为学生结婚及生育做好休学制度上的准备。即使降低法定婚龄，大学生也很难结婚。

另外，我也不认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能有效提高生育率，这点梁建章倒也不否认，并且谈了很多促进生育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