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冠病毒在可预见的几十年内不可能从人类社会消除了。

是否要跟新冠病毒共存，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承认的无奈事实。

今天，我们仍执行“感染病例清零为目标导向的政策”，是因为目前新冠病毒感染仍有较高的死亡率。（注意，并不是感染后死亡率）

感染后死亡率=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人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

死亡率=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人数÷总人口数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清零的难度在增加。

我们过去能实现病例清零，其实是因为把社交隔离执行得很到位。

即，把感染者、密切接触者都予以隔离。从而在物理上把病毒的传播链条堵住。这个措施比任何疫苗都更有效。

但是，社交隔离的效果好，却存在百密一疏的风险。

而且，社交隔离存在成本很高的问题。

隔离的人数少，隔离的范围小，那还可承受。

一旦隔离的人数增多，隔离的区域偏大，那隔离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干扰就越大。

现在碰到一个挑战：新冠病毒的变异方向是传染性越来越强，这点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即依靠社交隔离来阻断传播的成本在增加。

因为我们需要隔离的范围在扩大，隔离的人数在增加。

这让依靠社交隔离来阻断传播的负担越来越不能承受。

无论是当年的武汉，后来的西安，还是现在的上海，我们都可以看到全城封锁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生活不便、医疗挤兑等等，这些都是社交隔离的代价和成本。

那么，我们在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同时，收获了什么呢？

我们收获巨大！

美国人因为没有严格的执行社交隔离（其实他们也执行不了），单纯依靠疫苗、药物来抗疫。结果是直接死于新冠的人数超100万，而超额死亡人数则远超100万。

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导致了美国5岁以上的所有年龄组的人的年死亡率都增加了。

（美国自2015年-2020年的每年死亡人数变迁）

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的社交隔离措施，让新冠疫情对公共健康的危害主要集中在武汉，而没有波及全中国。

然而，情况在发生变化。

首先，新冠感染后的死亡率在下降。这种下降是基于两个原因：

既往感染导致的抵抗力

疫苗接种后的抵抗力

虽然总的死亡率还很高，但感染后的重症率、感染所致死亡率在大幅度下降。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忙碌的医护人员 围绕着一群刷手机的轻症新冠病人，而一群真正的重症病人却无法进入医院而得到救治。

无论是当事医生，还是局外人，都会怀疑：隔离治疗这样的无症状、轻症的新冠感染者，有意义吗？

如果说，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还可以说：目前新冠病毒所致的总死亡率还很高；所以，我们要继续这样隔离。

但我们还是要反问：

①新冠病毒所致总死亡率如果足够低，还要继续这样社交隔离吗？

②我们能否用更好的疫苗来压低感染人数，从而减少隔离人数偏多所致的冲击？

③我们能否改进社交隔离政策，从而减轻社交隔离政策的负担和压力？

我们必须回答好这3个问题。

公共卫生政策是要做 “利弊权衡”。我们不可能只为很小的收益，而付出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