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省援沪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运-20的轰鸣如雷霆般降临上海，上海人民持续半个多月的焦虑和不安算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随之而来尘埃落定的是最近弥漫在上海舆论空间的一种争论——“共存”or“清零”。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正是这种争论的持续，让我们错过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关键时间节点。这几天我不断接到全国各地朋友、同学、亲戚的问候，和他们的各种交流中，我也在试图整理一个思路——为什么说看似“理性”“科学”的共存说解决不了中国的疫情困境？

“新冠只是大号流感，在家休息几天就能自愈，不需要劳民伤财地全员核酸再把人拉去隔离”——这个说法应该是目前共存派认同度最高的一条“共识”，在民间也有很高的“群众基础”。今天我就在家庭群里就看到有亲戚说“上海到现在为止这么多人感染，但是一个都没死，看来现在的政策的确有些过火……”这个说法随着前两天那条半天传遍上海的录音被进一步强化，毕竟“人家专家都这么说”，作为不专业的群众，实在没有下口否认的资格。

在我的印象里，“大号流感”这个词差不多是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国家统一组织的抗疫，选择“躺平”，“顺其自然”甚至宣布“疫情结束”就开始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广泛传开，直到这次上海疫情因为民怨沸腾和专家意见而人尽皆知。

细细想来，从传播心理的角度“大号流感”是一个非常“精妙”、技术含量很高的词——一旦接受了“大号流感”的设定，能很大程度上消解新冠疫情给老百姓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毕竟我们90%以上的人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对于医学名词的感知更多是跟着感觉走——当你说“新冠疫情”的时候，老百姓脑子里蹦出的是“疫”，瘟疫，是灾难，是传染性很强的，是会死人的，在“疫”面前我们会升起高度的警惕和求生的本能；而当你说“流感”的时候，老百姓脑子里蹦出的是“感冒”（虽然流感和感冒根本是两回事），那谁没个头疼脑热的，多喝热水睡两天就好了嘛……

然而现实和这种心理暗示完全不同。“新冠流感说”是基于两者的症状、没有特效药以及某些国家的统计报告得出的致死率比较结论——没错，新冠是会死人的，即使把医疗最发达国家的致死率copy到中国也得死几百万的人。但同样是致死率，反而成为了共存派最重要的论据：“既然新冠目前的致死率已经低于流感，没有哪个国家全民全民防流感的，为啥要全民抗疫的啊”“人总是要死的”“每年流感死那么多人，也没见社会乱套”，更有一些人在网上嚷嚷“每年车祸死那么些人，也没看你们不敢在街上走路”如此这般，一言以蔽之，“不用紧张过度，低概率的死亡没什么大不了”

看到这里，我困惑了。我这个人可以接受一切不同观点，但我不接受一切双标——如果没有记错，同样是小概率的死亡，2年前疫情之初，当新冠只在中国肆虐的时候，我听到的声音却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这又如何来理解？

当然，基于“大号流感说”，专家也给出了建议：“新冠阳性之后只要在家自我隔离，多喝水、多休息、等待自愈即可，不用去医院挤占医疗资源，也不应该把新冠政治化”专业人士开出的这个药方对吗？在专业层面当然是对的，就如同我们做手术前医生给你签的告知书，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我们绝无可能找出漏洞。但问题在于，正因为是绝对正确的专业意见，它绝对不可能是一纸“保证书”（手术前签过字的都明白）

问题就出在那个“只要”上。“只要……就一定能……”我们在焦虑中往往只看到了后半句“一定能”，却往往会忽视那个“只要”有多困难！

打个非常不恰当的比方。我曾经在网上和人辩论“中国的性交易为什么不能合法化”这个问题时曾经对过别人——很多人一谈到色情行业合法化就喜欢说“只要政府有效管理，就能在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杜绝地下色情场所，保障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拜托，“政府有效管理”如果是你张嘴就能实现的，社会上还哪来那么多破事儿？！别的不说，光一个城管就闹出那么大的矛盾，你觉得那些老鸨、龟公和妓女比接头那些炸萝卜糕卖大头菜的人更容易“有效管理”？

那为什么现在中国那么多人认为专家说的那个“只要在家喝热水休息自愈”是可以做到的呢？因为，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得过新冠呀！新冠阳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熟悉却遥远的存在。我记得2020年初武汉疫情的时候，新冠的症状被中外媒体和一些作文高手们描绘得恐怖异常——一座绝望的瘟疫之城，野猪在道路上奔跑，女儿追着救护车哭泣，满地的无主手机，家属们抱着骨灰盒麻木的脸庞……直到如今，这种当初被渲染的恐惧反倒奠定了最广大群众支持“清零”的心理基础。但是，毕竟两年过去了，记忆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最真实的柴米油盐和疫情笼罩下对于往日旧时光的怀念和未来摘下口罩的憧憬。宣传共存的人也可以自信满满地对大众说：“那是原始毒株，早就没啦！如今这是奥密克戎” 

和奥密克戎共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上海疫情之前，大众的认知多半还是来自中文互联网上海外华人们的现身说法，从而得出一个结论——也就还好。根据我的观察，一小部分重症或者死亡的人自然不会上网分享他们的经历；大部分人出于自我激励和不让国内的亲朋好友担心的目的，会告诉大家“我没事，挺好的，一开始难受，现在已经痊愈了”；另外，更显眼的是一群阴阳怪气的人，他们也是“大号流感”的主要宣传者，告诉大家“自愈很轻松”的同时，还不忘内涵一下国内，显示一下自己的优越感，“懂得人都懂”，仿佛“中国政府又在经营什么惊天大骗局，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原本一点都不严重的问题无限扩大”。也正是这批人发明了“防疫爱好者”这个无比刻毒的名词来诋毁中国政府的抗疫政策。

这部分人能够让相当一部分中国境内的网民相信这个“大号流感”可以来得和感冒一样轻松，无非是利用了一个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钢印——“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中国有问题解决不了，那看看西方先进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和他们学就可以了。反之，也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相信，“凡是西方推行的，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一定是他们比我们先进”，至于为什么，“他们总有他们的道理”。我曾经就在网上看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欧洲那么多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他们都躺平了，肯定说明躺平更好，我们中国医疗那么落后，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

甚至这批人的卖力宣传在中文互联网上反噬了相当多正常的海外同胞。他们中的很多人中了新冠，在难受、无助和煎熬中发状态抱怨：“已经高烧四天了，嗓子肿痛，吃不了东西，完全失去了味觉，一直在咳嗽，肺也不舒服，我太难了”反而遭到了国内网友的不屑于嘲讽：“不是说是大号流感吗？不要矫情了”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模糊就导致了共存理论的一种“薛定谔的可行性”——如果不共存，中国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新冠感染，你就无法证实可以共存；一旦共存，如果大家承受不住新冠带来的危害，已经大规模感染的社会也只有共存一条路可以走了，共存也就变得“可行”了。

已经有很多人明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存状态是建立在他们的那个“只要”之上的——发达的医疗水平、充足的医疗资源、绝大多数患者做到了不去医院治疗、医院也不接收非病危患者——这些条件在中国社会可以被满足吗？我仅代表我个人完全不相信如今在网上求助的“我新冠自测阳性了没有120来接我，好绝望”“住在方舱医院第三天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几百个人排队洗澡，从没有对国家这么失望过”的人能够做到高烧3、4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呼吸困难、味觉消失且知道自己有一定死亡可能的情况下坚持躺在床上喝热水吃维生素扛着自觉为了社会的医疗资源不被挤兑而选择不去医院（没有怪这些人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是重感冒都恨不得去挂水的人）那么，如果共存的那个“只要”没有了可行性，后面的“就一定能”还有什么意义呢，到了那个时候部分专家再出来抱怨“不是我们的建议不科学，实在是老百姓科学素养太差，病毒面前不理性造成了现在的局面”，能解决问题吗？

至于“我们不要把新冠政治化”的建议，看似客观理性，但是忽略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谁最先动的手？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这句话是正确的的，但是如果一国先动手侵略了另一国，要结束战争，只能是让侵略方先成为和平主义者，或者是被侵略方在战争中奋起反击让侵略方不得不接受和平。而侵略方依然我行我素，你一个被打的人一遍遍重申“我热爱和平，我拒绝战争”对于和平的实现又有什么用呢？我记得，两年前最先把新冠当成一个政治事件而大说特说的似乎不是中国吧。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一些我这样的普通民众都清楚的道理。但是上海疫情严重以来，我每天和来问候的朋友们交流，看着网上各种各样的言论，有很多的感慨，也深深地感觉到厌倦清零，支持共存的人在逐渐怎多，绝对不是“一小部分别有用心拿了钱的人”这么简单。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种，还有诸如“新冠也许不会让我死，但不出去工作我真的会饿死”的打工人，也有抱怨“我太累了，毁灭吧赶紧滴”的医护人员和基层公务员，还有喊着“青春才几年，疫情占三年”“等摘下口罩，我已经老了”的文艺青年，大家的焦虑和困难都随着疫情进入第三年而与日俱增。现实是，我们可以接受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抗疫，但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疫情成为了我们的生活，甚至说，持续地清零本身成为了一种“共存”的方式。

但是“共存”绝对不是在这次上海疫情中一些人提倡的“因为我们hold不住，最终全面躺平放开”，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因为这是一条一旦选择就无法反悔的路，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我们固然会感觉到无力、焦虑甚至绝望，但绝对不会比放弃反抗，把命运完全交付于人来得更绝望。况且，人类的斗争尚且有规则和底线，而病毒甚至不会和人类签订城下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