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作为上海人说两句，上海之前基层治理的方向是去行政化的》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上海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二级政府（郊区是市区镇三级）、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个其实也不单单是上海一地的独有模式，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架构。

这次的问题实质并不是去行政化。上海的基层治理一直都是行政主导型的。说是去行政化导致的，是对上海这些年的基层治理不了解的说法。

90年代以来，上海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构成上既有1000多万的本地户籍人口，还有1500万左右的外来人员，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国际化社区，社区人口规模也普遍扩大，原来一个居委会只有几百户，现在很多社区一个居委要管上千户到几千户，上海最大的居民区之一——上海康城就有几万人。

居委会还是那么些人，怎么服务管理过来？

所以，2014年-2015年上海开始推行“1+6”基层改革，大量管理服务资源下沉街道和乡镇，居委会的办公经费普遍增加，台账电子化普遍推进，社工站社区工作者普遍配齐，民警、城管进社区制度普遍建立，怎么是去行政化呢？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首先是这次疫情规模之大，各种社区防疫任务、民生保障任务同时间内堆压在一起，如同通常所说的医疗资源被挤兑类似，导致行政力量和资源被严重挤兑，已经击穿了基层社区居委资源和能力的上限，出现“治理休克”现象，出于补救，才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和干部72万人下沉社区来支援。

上海现有党员约190万人，除去年龄很大的、健康状况不适合的党员，还有相当比例的党员没有发动起来，来参与这场战疫。

第二个原因，就是生活物资保供，事前没有针对大规模疫情的应急预案，在大规模疫情已然形成的情况下，没有果断采取行政主导的保供方式，而是一再寄希望于市场化渠道和力量。由于货源、流通渠道、人力运力的大部分并不受控于政府，所以，在自发逐利冲动驱使下，出现了从货源、流通、配送骑手的几乎全线失控的乱象。即使像京东这样的一部分市场力量想配合协助政府，也无法有效作为。如果说这一条是去行政化，不如说是市场失灵失控更准确。

最后两者叠加，短时间内在基层形成了行政失灵+市场失灵相互放大失灵效应的局面。然后不少社区开始组织志愿者来自我救济、自我管理，社区自治的潜能被大规模激发、自治机制被大面积激活，幸亏社会这一领域没有失灵，才兜住了行政资源被挤兑+市场机制遭扭曲条件下的社区运行。希望随着疫情逐步受控，经济社会生活可以逐步恢复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