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有那么一批人，其实是没什么自己的想法，基本上都是跟着媒体的节奏走。

(资料图)

媒体发了一个案件，重心放在法律上，说法律很重要，然后就他们就在评论区刷，嗯嗯，很重要，很重要；媒体发了另外一个事情，处罚于法无据，只是看着不爽，他们又说，嗯嗯，不抓不足以平民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治。

这句话就是昨天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现实，确实没有绝对的，但不应该用一种合理的语气说出来，然后作为处罚于法无据的依据。

难道法律是那种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喊坚决捍卫口号，不需要的时候又说没有绝对的xx这种东西吗？很离谱不是吗？

这是一种毫无现代法律常识的封建观念，众所周知，伟人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敌人不仅有帝国主义，还有一种东西，叫封建主义。

一个没有绝对法治时代是怎么样的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大明王朝》，算是比较啊严肃的历史剧了，编剧是刘和平。

很久之前出的，把那种没有所谓没有绝对法治的社会呈现得非常到位，考虑到有些人看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看屁股，所以有必要强调一下，这部剧的出品单位，非常正，感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大明王朝用一个故事，把几种权力和权利都刻画得非常到位，包括皇权，宦权，官权以及普通人的权利，因此在这部电视剧里，也有4种阶层，皇帝，宦官，官员，普通人。

越是靠近皇权的圈层，所得到的权力越大，因此，宦权高于官权，但宦官本质上就是皇帝的奴隶而已，可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便凌驾于两京十三省的官员之上。

比如朝廷没有钱发工资，六部官员去要，直接被司礼监打屁股，打得死去活来，再比如，在浙江，地方上的巡抚也算是封疆大吏，但是看到宫里派来制造局杨金水，巡抚也得尿。

整个电视剧的故事都是围绕朝廷亏空来的，亏空了，就要补上，怎么补呢？内阁给的建议是，多织丝绸，卖给西洋换银子，要多产丝绸，就要多产丝，那就要多出来产丝的地，一切，便都是围绕「地」来进行的。

50万匹丝绸摊派下去，到了浙江，江南织造局负责丝绸，浙江地方负责产丝，就要多调配能产丝的土地，于是就制定了一条朝廷政策，改稻为桑，也就是说，本来该种的稻谷，不种了，全部种桑，然后卖给江南织造局换银子。

朝廷的想法是，种桑其实单位产值要比种稻高，换的银子更多，大家应该都会积极，但老百姓的想法是，稻谷能吃，桑不能吃，不种稻谷，我吃什么？到时候种出来的丝，卖给你们，你们疯狂压价怎么办？砸在手里怎么办？吃什么？

交易本来是基于契约，双方自愿，但当一方具有另外一方压根无法抗衡的强制性时，这就不叫交易了。

50万匹丝绸的kpI定下来，既然是朝廷下发的，那就是国策。

其中，宫里要从这里拿钱，朝廷肯定也要拿，省里肯定得拿，县里也得留一部分，当这些人都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时候，这就不是交易了，就是明摆着抢钱了。

不种桑是吗？好，那我就派兵踏苗，把你插的秧都给踩死，什么私家天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好吧；还不愿意？那就把新安江的大坝拆了，毁堤淹田，你今年肯定是种不了了。

灾年也得吃饭吧，要吃饭就得要粮食吧，那就卖田换粮吧，大户趁机收田，疯狂压价，用三分之一的市场价直接收过来，然后自己种桑，把田地都兼并过去了，小老百姓得一年的口粮，度过灾年，到第二年，生产资料都没了。

整个故事也不复杂，但刻画得非常好。

你说明朝有没有法律呢？也有，大明律嘛，规定得也很细，比如说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兼并，明朝也是法治社会，但问题是，整部剧里，除了海瑞时不时抬出大明律之外，完全没人理，各玩各的，酌情处理，罚酒三杯。

整部剧里，有好几个地方令我感慨至深：

第一，在这部剧里，上到裕王，也就是皇帝的儿子，下到普通人，没有哪个人是有安全感的，事实上也没有谁是安全的，更直接一点说，没有哪个阶层能有安全感。

裕王基本上都要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被废。

宦权显然是第二大权力中心，但从公里派去浙江江南织造局的杨金水，最后疯了，不是真疯，而是装疯，转疯卖傻吃屎喝尿，熬了几年，出了宫，才敢恢复正常。

朝廷和地方官员，内阁首辅严嵩和严世蕃都挂了，朝局洗牌，挂了一批人，浙江两个巡抚都没了，清正的海瑞在昭狱里受尽折磨，最开始的两个县令被当成背锅侠砍掉了。

你会发现，无论你是哪一派，清正也好，捞钱也好，有原则也好，没原则也好，最后结局都差不多，鬼门关走一趟，要么走进去了，要么运气好出来了。

权力没有善恶，权力斗争只有成败，唯一的方法，是远离权力斗争。

然后再看商人群体，浙江巨商沈一石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攒下这么多家产又如何，朝廷没钱了，找个由头就给你抄了，当然最后也没抄出多少钱来，钱到哪里去了呢？都进了地方的口袋。

沈一石的结局是，自杀了，把自己的宅院一把火烧了，然后跳进火里了，尸骨无存。

还有一拨商人是来自安徽的徽商，被当时浙江巡抚请过来接手沈一石的盘子，徽商本来不想做，但巡抚和按察使放话了，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被迫谈妥了条件，什么免税优惠啊，什么织机接收啊，都谈好了。

朝廷后脚就把这些个巡抚和按察使给斩了，所有的契约出了你们要上交的东西，其他都不作数，几个徽商就地破产。

最后是普通人，往往看到这种官员和商人楼塌了的局面，大家都会很开心，但当规则保护不了他们时，自然就更保护不了普通人了。

不改种桑是吧？那就踏苗，插秧都踩死，不准踩死，你问凭什么？有什么权力不让农夫种田？踏他们的苗？大明律哪个写了？别问，问就是朝廷定的政策，改稻为桑是国策懂不懂？

不想卖田是吧，那就炸堤，水把你们家田都给淹了，你总得吃饭吧，饿急了看你卖不卖，贱买也得卖。

有个非常震撼的画面，海瑞担任淳安县令的时候，因为这个县被毁堤淹田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口粮，海瑞搞到了粮食，说是朝廷赈灾，粮食发下去了，一切安好，海瑞有了辞职的想法，不想再在这个局子里混了。

辞职信刚交上去，下面的人立刻开始当街抢劫市民的生丝。

抢劫的合法理由是，他们灾年领的粮食，不是朝廷赈灾的粮食，而是江南织造局贷给他们的粮食，现在产了生死，自然要还，整个城市鸡飞狗跳，不交？那就是蓄意闹事，当街暴打。

当你手里有了规则的解释空间，又有了权力，还有支撑这种权力的暴力机器，那确实你可以不拿规则当回事了。

这就是大明王朝里面的现实，但这些人也不掌握规则的最终解释权，所以难免栽在更上一层的人手里。

而且，普通人这个群体是最惨的，因为这种不安全感涉及的是基本口粮恩问题，是能不能生存下去，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官员嘛，除了个别被干掉的，也就是乌纱帽不带了而已，名声臭掉而已。

第二，在这部剧里，这么多人，都是人，但除了皇帝，没有一个人活得像个人。

司礼监掌印太监，宦权的巅峰，在皇权面前，也就是一条狗，彻头彻尾的奴隶，说话得小心翼翼，犯错了抽自己耳光得把嘴角都抽出血，磕头得磕出血迹。

这样的人，离开皇权，到了旁人面前，就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他下面的人，自然也就是他的狗，一句话就能让一个人寒冬腊月的大雪天在门口跪一天，跪到整个人变成雪人。

总之，在上面承受的权力压力，往往也会成倍释放给下面，权力层级一层一层下来，越到后面，越不是人，狗都算不上。

那么最终是谁承受了这一切呢？自然是什么权力都没有的普通人。

剧有个情节，快过年了，大兴大雪，发生灾害，海瑞作为户部官员派过去赈灾，饿殍遍地，大屁灾民睡在城门口的雪地里，因为不被允许进城，至于赈灾，就是一窝米汤水而已，县令悠闲地在现场转一圈，就算完事了。

这不是待人之道，待狗之道都不算。

有些官员也算是封疆大吏，下属面前人五人六的，跑到严嵩家里就得喊爹，说到这里，还有个名场面，正当大兴的普通人吃不上饭被冻死饿死的时候，严嵩靠着两名女子酥胸暖脚。

第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民畏上也，这句话在这部电视剧里非常适用，所谓不知道说话的话，三句话不过人就得挂。

嘉靖基本上不直接发布命令，搞脑筋急转弯那一套，让下面的人去猜他的心思，去办事，办好了仕途就好了，办砸了，人命没了也不是不可能。

内阁算是朝廷中枢，一个内阁首辅，一个内阁次辅，一句话要衡量十遍，走个路像趟雷区，这就是大明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很自然也会这样对下面。

今天说的话可以是放屁，上一任巡抚签下的东西，对我有利的就要坚决执行，要我付钱的就要找几个兵跟你好好聊聊了，你破产？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要你签？

至于再往下面，普通人那就算了，饿死冻死受灾死掉的，都没事，别闹出事儿来就好了。

这就是大明王朝，但现在看这部剧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以为这种东西是权力斗争导致的，其实本质是权力不受限制导致的，不受限就必然带来恶性斗争，躲都躲不掉。

权力不受限，那就意味着没有边界，属于模糊地带，今天摸一把，明天宰你一刀，后天就不知道能干嘛了。

至于理由，都可以去找，找到的还都是合理的，改稻为桑是朝廷定下的，合不合理？你敢不敢反抗？私产受保护没问题，但不是绝对的嘛，朝廷的任务都敢不做，那就不存在绝对的法律了，给我强上，先把苗给我踩死再说，敢闹抓起来，你能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治，这其实是个遗憾，因为这本身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可是总有人用在一些模糊地带作为托词，那你今天可以用，我明天就也可以用。

而且，再没有绝对的法治，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应该要成为绝对共识，比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不能随便抓人，这是现代社会起码的共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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