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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友转来《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龚缨晏驳斥李兆良对郑和发现美洲的研究，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龚的文章从头到尾都充满权威口吻，宣称“中外学者公认”，在给出证据分析之前，就断言要“以明是非，避免讹传”。权威口气十足，没有一点科学探讨的态度。

《坤舆万国全图》究竟是初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所做，还是利玛窦利用中国已有的地图加上自己的注解献给明代帝王，是值得研究的重大历史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具体分析，百家争鸣。问题出在龚缨晏结尾提出的“历史学研究的几个原则“，凸显中国主流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严重落伍。

龚缨晏提出的原则：“第一，必须依靠史料“； ”第二，必须忠于原文“；”第三，必须合乎逻辑“。这三条表明龚缨晏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处在托勒密地心说的时代。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诠释学和语义哲学，早就质疑史料和原文中写作者的主观因素。

现代研究的复杂科学，使逻辑学也越来越承认事物演化的多样性。国内学术界固步自封的现状，表现在科学发展，不是竞争创新，而是竞争挑错。如果研究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宇宙学，哪种新思想能符合龚缨晏所说的合乎决定论的逻辑？科学进步源于新的观察，如果老的理论不能解释，才需要提出新的猜测和检验。

认真观察欧洲地图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李兆良比龚缨晏更能启发新的研究。李兆良对郑和船队到达美洲的证据收集，是跨学科尤其多语言的研究成果。将来还可以引入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检验美洲原住民有无来自中国人的基因。李兆良的分析，是否都能被未来的研究证实，只有历史发展才能验证。至少罗马教廷的纠错态度比国内的主流历史刊物还开放包容。

中国历史上儒家述而不作。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历史学家并不陌生。为什么我们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系统造假不能质疑？黄帝内经作者没有署名。帝王做科学裁判，后代帝王经常推翻前代帝王的主张，让学者不敢据理力争，只能托古言事。在郑和航海问题上，儒法斗争，前后帝王矛盾，明代历史上的冤案不少。这是中国科学潜力没有发挥的体制问题。龚缨晏对科研的体制问题视若无睹，类似特朗普用阴谋论掩盖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他却对传教士超人的中文学习能力，地理观测能力，历史知识的预测深信不疑。如此的学风，当然不是龚的个人素质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应试教育加上盲目和美国接轨，培养出比西方主流还要保守卫道的教育界精英。西方学者批判西方中心论的研究非常多，反而传不进中国。西方所谓的“异端经济学”和“异端历史学”，在西方的人文社科已经成为新潮流，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却几乎罕有人知。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刊物该整顿治理，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