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2年了，《中县干部》这样的论文是否已经过时？

没有过时，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中县干部》算是某乎上的“神书”，但本质上来说，这东西也没有那么“神”——因为这本书里所描述的现象，其实你只要多看一看史书、县志之类史料，以及各种调研报告之类的就能发现这些东西早就被人注意过了。《中县干部》流传度更广的地方，是将这种地方政治运行的生态以更详细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资料图)

有些人会讲“中国作为一个官本位社会如何如何”、“基层的基层固化”之类，这其实就已经是有些接近于情绪化的输出了。作为一个客观现实，首先要看到基层政权组织的“本地化”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正常的趋势。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在任何国家内部，只要你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大概率都是从小地方向大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小地方，在人口不断流出的背景下，能依然有动力留在当地的，无非是想走但走不了以及在本地留着收益会更大的两群人。

毫无疑问，“在本地留着收益会更大”的那群人，更有可能成为本地政治最有影响力的群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而言，尚且难以通过体制层面的选派调任而实现县以下官员的大范围流动。而对于那些联邦制或者是基层自治的地区而言，这种情况可能避免么？至少，中国还在制度层面对公务员在企业任职进行了限制，而在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你只要有合法身份都可以参选本地的政务官，今天你是本地最大企业的老板，明天成了县长、市长，这种事情毫不稀奇。

《中县干部》之所以普遍，不仅与这种人口流动有关，也跟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我就拿某乎举例吧，那里主体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基层面临着普遍的财政困难。在很多农村出生的80后、90后的记忆里，应该对那时候农民较为繁重的税赋有比较深的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基层农民的税赋之所以如此重，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基层确实已经没有更大的财力来支撑这个体系的运转。

我对于这一点印象很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基层公务员的家庭。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县城国企工作的我小姨，收入是我爸这个公务员的3倍。当时公务员的普遍工资也就几百块钱，一千多块钱出头，这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稍微有点能力、能够走出县城的，基本都不想回小地方。在那种情况下，愿意继续回县城乃至于乡镇工作的，普遍学历和能力都不会太好。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如今很多考公人动不动就骂的“当年XX单位三本就能进，现在985毕业都得几十个人争”。

而从根本上说，现在考公热也并不仅仅是就业形势导致的——当年的就业形势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关键在于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是在提升的。这样一来，就使得对于很多三四线城市、县城出来的人来说，回到家乡的体制内工作也有了比较高的性价比。如果现在大多数地方的体制内收入还是当年的样子，恐怕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报了。

总体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前后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县以及县以下的基层政府由于待遇差、文化隔阂等原因，导致大量的公务员、体制内岗位均为本县或者临近县市的人所占据。再加上当年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考核远不如今天完善，个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还很大。而如今，尽管地方财政的问题比当年好了一些，但是因为交通的完善，大城市的虹吸作用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即便到今天，小地方的体制内岗位也依然是对本地人性价比最高的，不少平台上的很多公考博主也都建议普通人在考异地——尤其是跨省公务员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而《中县干部》里所说的“政治家族”现象，在未来其实也根本无法消除。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的“政治家族”，大致有两类形式：

其一，是内部的“联姻”，也就是张局长的儿子娶了李局长的女儿；

其二，是“榜下捉婿”，也就是张局长有个女儿，看着单位新进来的小伙子不错，就撮合两个人，当然日后也会给自己的女婿提供一些帮助，反之如果张局长有个儿子，看上了单位新来的女公务员，可能也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县城里的好工作没那么多。体制内的工作人员首选的择偶对象肯定还是体制内的。即便说你能阻止第一种“联姻”，强制要求领导干部子女间不得结婚，但你能阻止第二种么？或者说，以后有可能出台类似“公务员不得在本群体中择偶”的政策的可能么？

如果不能，那么张局长肯定还是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找体制内的配偶。

而就算是强制出台了“公务员不得在本群体中择偶”的政策，现实中张局长的儿子也有可能娶了本地大企业老板的女儿。这种政商之间的关联，危害就一定比“榜下捉婿”的危害小么？

现实中要改变这种情况，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通过大规模的选调，用异地任职的办法逐渐改变基层的“本地化”生态。但在现实的操作中，这依然会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前面所说，现实中的“选调”依然是本省人考本省选调的比例更大；另一方面，基层工作其实是非常依赖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程度的，非要异地调任，被选调的人能不能干好工作，其实也是不好说的。在这个方面，这也不是很多人所想的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

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央控制的基层治理普遍只能到县一级也就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古代的财力、治理手段相对不足，更重要的是县和县以下的“固化”程度更高，你安排一个河北人当四川的县令这不难，但如果把整个县的事务人员也大换血，从县丞到衙役全都换成外地人，而且还要求他们隔几年就换个地方任职，就算是当事人没意见，但刚熟悉了四川县城的工作你就把人家调到广东的县城，这活就一定能干好么？

而如果说只是把河北人安排到四川工作，到地方就一直干下去，不调动了，那这些人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不一样会互相之间通婚或者与本地其他人通婚，而形成新的“政治家族”么？

而且，在另一个方面讲，如果当年公务员待遇差的时候，能有今天这么多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人才，可以为了一个县城公务员的编制而选择异地考公，《中县干部》所描写的基层生态肯定会比今天所能看到的有更大的改观。然而，这些人当年选择的却是外企，是大城市，对于“一眼能看得到头”的生活是无比鄙视的。

这也大约是公务员这份工作的一个悖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人看不上公务员，只有那些“能力差”、“靠关系”的人才稀罕这个职位。但等到经济形势不好了，自己想考公务员，发现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起竞争的时候，又开始说阶层固化。（当然，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并不是同一批人）

可类似的问题也不止出现在公务员这个行业——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打开清华大学的就业质量报告，2021年的毕业生里，流向最多的单位TOP10，除了三家央企，剩下的全是互联网大厂。而在2010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里，就业去向TOP10的单位无一例外是巨型央企。是当年互联网大厂的门槛高到清华的学生都进不去么？恰恰相反，当年的互联网大厂，真的是二本、三本学历也不难进，清华学生不去大厂，纯粹是大厂给的待遇不高，觉得大厂没有央企有发展空间。所谓“当初你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也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县干部》所描写的现象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跟这些现象为什么还不能解决是两回事。尽管《中县干部》所描绘的内容依然存在，但悲观来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依靠政策或者其他东西在短时间内进行改变的情况——当然，如果你觉得全世界唯有中国如此，那么我其实也很希望你能润出去——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更好地解决方案的前提下，能改变的只有在个人层面上向大城市和更大的城市流动。在那里，当参与竞争的力量多起来的时候，至少给予普通人混出来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