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读了风闻熊节先生《从Twitter裁员事件看IT专业人士的阶级分析》一文后的回复，但写多了，发不了。写也写了，就单独发一个吧。

熊节先生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由于并不需要他们创造的软件提升社会生产力，他们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发明和运用这些过度复杂的技术，构造职业护城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看到这句话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问题。按照1909年清学部的统计，全国粗通文墨者300~400万人，按照当时4亿人口算，则识字率仅1%，低得令人咋舌。但按照其他估算，则认为清男子识字率在30%—45%，女子在2%—10%。两者差异巨大，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何以清朝官方统计会把本国文盲数量抬高到如许骇人？我猜其中是有误会的。清学部统计的不是“识字率”，而应该是“士子率”或者“儒生率”（抱歉我一下子想不到合适的词，生造两个词语，大家能理解就行）。而其中关键又在于如何理解“粗通文墨”。在清朝学部那些由科举出身的大员眼中，或者只有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譬如至少进了县学，在公立教育机构受过完整教育者，才算粗通文墨。如此则4亿人中有300~400万士子，就比较符合常识比例。

由此又可以看出，在清代士大夫眼中，仅仅识字，能写会算的百姓，根本算不得入了读书的门，认字而已，距离文墨尚远。清代学部于1905年设立，尚书荣庆、左侍郎熙瑛，右侍郎严修（严修后来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与张伯苓共创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都是进士，都是翰林出身，属于当时顶级知识分子，他们眼中的“粗通文墨”，也许确实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能读报、写便条、看网页、发帖子（譬如我正在做的）而已。

荣庆

荣庆与学部首批试官集体合影

严修

如熊节先生文中所言，我觉得中国古代士大夫也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发明和运用过度复杂的技术，来构造职业护城河。譬如“句读”即为一例。

中国古书难读，未加标点的古书更难读，不光我们难读，古人一样难读。所以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断句符号，历朝历代读书人也一直在用各种非规范符号，乃至少数公认符号来进行圈点断句，辅助读书。宋代文化昌盛，书商干脆开始直接在书中标明断句，并且给文章分段，大大提高了阅读效率。但即便如此，中国历史上却还是一直没有形成一套规范标点体系。甚至到了清代还出现反动，《四库全书》就刻意去掉全部旧版书中已有的句读符号。直到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中国才算有了第一套规范的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对于文化普及的意义是明显而巨大的。以中国古代的古代文明程度，以中国人对文化的重视，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却没有想着发明一套标准规范的断句符号系统来降低阅读难度，来帮助大众提高文化程度，来提携初学者快速入门呢？

对此解释不少，譬如：因为古汉语中的语法规则，诸如“之乎者也”“耳矣焉哉”等等助词已经起到了标点作用，熟练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断句；古人读书讲究深入透实，字字玩味，有标点反而不利于深刻理解；读书人既然都熟都会，觉得自然而然，就没有考虑向社会推广的问题……

原因说得都对，但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一下，这其中并不尽是忽略，而是别有主观原因。我觉得士大夫们之所以数千年刻意回避标点符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句读”来构筑一个普通人迈入士大夫阶层的基础壁垒。

韩愈《师说》里有“句读之不知”；《三字经》中也有“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礼记·学记》中说：“一年视离经辨志”（意思是上学一年后学生能“离经”，也就是断句；“辨志”是指在断句基础上能解释文句）。

这说明，中国古代老师在教学生时，句读是一项基础内容、入门技能。也就是说你仅仅识字没用，你还得由老师教得至少会断句了，才算入了读书的门。这实际上就是故意不设计和推广规范标点符号，通过人为设置难度来提高准入高度，挖掘出士大夫这个职业的护城河之一，以维护士大夫群体的稀缺性。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具有垄断性的，知识是具有阶级性的。努力提高并维持门槛，就是士大夫们数千年的一个基本隐蔽共识，毕竟“不可使知之”嘛，毕竟“唯有读书高”嘛。所以直到清朝最后几年，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而清朝的国家学部、士大夫们仍然不认为识了字就是读书人。“粗通文墨”这个标准可是定得高得很呐，你单纯识字没用，想跟士大夫平起平坐，你先过了大大小小护城河再说，句读无非是起步第一条小河而已。

所以，职业护城河这事儿倒也没什么稀奇的，从古自今，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譬如今天各种“学阀”，他们的学问其实也平常有限（尤其文科），并无能力真正从学问上构筑护城河，可奈何人家有师门系统，有行政权力，有话语权，有审阅投票权啊，拿这些敲打起人来，比单纯拿学问筑墙简单多了、有效多了、省事多了。哪怕与荣庆他们比起来，斯又等而下之下矣哉。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