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国历史的记述，我认为《史记》是较为可信的。一是因为年代较近可采用史料较为详实；二是专业，司马迁是史官世家的传承者和一位业务能力卓越的史学家；三是独立的史家人格，虽然太史公也有思想的倾向性，但是不会春秋笔法，而是尊重史实。

既然有如此明晰的史料，为什么发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成为这千年以来的历史“公案”，到现在还撕扯不清？

按照《史记》相关记载，商鞅变法是在历史进入战国中期兼并战争越发激励的时代，秦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内部尚私斗、怯公战，外部被魏国等割占领土），由秦孝公发起商鞅主持开展的一场自上而下变法图强的秦国社会大变革。变法的效果如何呢？

(资料图)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

其实大家都知道，从战国以来，商鞅变法是中国封建时代唯一的一次彻底成功的社会改革，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富国强兵、扭转颓势”的作用，而且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基础。

当然，商鞅变法是为了秦国的王权统治服务的，有鲜明的时代阶级性，也不可能不存在缺陷。但是，商鞅变法所提倡的“国家治理与时俱进、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和军力、给社会各阶层上升通道和王权之下的法律平等”，正是中国2000年封建历史时期最缺乏的精神。

商鞅后来因变法而死，变法不但没有人亡政息，而是影响200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迹。不说“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就说雍正变法，乾隆都要改回来一部分。

所以说商鞅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和最成功的改革实践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一点都不为过！

近年来，如同漫长的2000年封建时期一样，一直有人跳出来骂商鞅和商鞅变法，拿着似是而非《商君书》，控诉商鞅“愚民、残民”，骂之恶棍、民贼，连200多年后秦王朝的崩溃，也要商鞅负责。

周朝的崩溃为什么不是周公负责呢？不是号称万世不易、“克己复礼”吗？难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不是愚民吗？为什么一个成了“万事不易”的圣人之言，一个就是要势不两立呢？而且，在儒家真正全面控制社会思想和掌控政权的宋朝、明朝，国家危难时期，也都进行了变法，结果是越变越乱，甚至加速王朝内卷和崩溃。也是在宋朝、明朝中后期，国家面临外部威胁的时候，国家的动员能力简直一塌糊涂，是人口、资源、技术不如那些少数民族吗？

历史证明所谓“微言大义、道德文章”与国是百无一用，留下的只是内部加重百姓负担、外部遭受凌辱。一个社会实践证明的正确抵不过所谓“道义的政治正确”的时候，也是这个社会陷入空谈和理论内卷的时候。所以，骂商鞅大概也是某些学派的政治正确吧，反正办实事、搞创新不行，骂骂人总可以的，而且骂古人也不害怕他告！

骂商鞅，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和继承——“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

太史公是不喜欢商鞅的，而西汉中早期，社会舆论也是普遍的对“暴秦”口诛笔伐，司马迁把商鞅通过内监举荐都当成其人生污点。即使如此，他还是给了商鞅一个辩白的机会：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改革的时候，秦国是一个“半奴隶制农耕、半游牧部落”政权组织向当时的新型封建国家转型的节点，也希望大家读《商君书》的时候记住这个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