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40 年到 1945 年，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有六个死亡集中营——海乌姆诺、贝尔热茨、索比堡、奥斯威辛-比克瑙、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作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三五十万人在那里被杀，波兰合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谴责邻居的“错误”出身，确保犹太人遵守限制由纳粹建立，亲自参与了拘留和大屠杀。然而，纳粹将波兰人视为二等公民，时不时地受到迫害。几十年后，当时的事件在波兰仍然是一个痛苦的话题：该国的居民既可以被视为占领者的受害者，也可以被视为占领者的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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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晚上，德国人进入了这座城市。25 日，来自波兰的土匪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其中两名强盗 Borovsky (Borovyuk) Vatsek 和他的兄弟 Metek 与其他强盗一起闯入犹太人的公寓，演奏手风琴和单簧管以淹没妇女和儿童的尖叫声。我亲眼看到了以下凶手是如何杀人的：海卡·瓦瑟斯坦，53岁；73 岁的 Jakub Katz 和 Kravetsky Eliash。他们用砖头打 Yakub Katz，用刀刺伤 Kravetsky，然后挖出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他忍受了12个小时的非人折磨，直到死去。同一天，我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28 岁的 Kubzhanskaya Khaya 和 26 岁的 Binstein Basya 都抱着孩子，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去了池塘，宁愿和孩子一起淹死自己还不如落入强盗手中。他们把孩子们扔进水里，亲手将他们淹死，然后 Basya Binstein 跳了下去，他立即沉到水底，而 Khaya Kubzhanskaya 则受了好几个小时的苦。围观的屠杀分子对此嗤之以鼻，劝她趴在水里，这样她就快淹死了，她见孩子们都淹死了，更使劲地往水里扑了过去，在那里发现了她的死。

在当地居民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七名犹太人之一什穆尔·瓦瑟斯坦 (Shmul Waserstein)是这样描述1941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发生在耶德瓦布内市的事情的。6 月 23 日晚，德军进入耶德瓦布内，那里在二战开始时居住着 1,600 名犹太人。大屠杀在不到三天后开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屠杀是纳粹分子所为，但在 2000 年代初期，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扬·托马斯·格罗斯 (Jan Tomasz Gross)发现证据表明，小镇上几乎所有的暴力事件都是当地居民自己实施的，尽管占领者担任组织者。

盖世太保的代表甚至建议波兰人从每个职业的代表中留下一个犹太家庭，但他们回答说，他们“有足够的自己的主人”，因此“一个犹太人都不应该活下来”。

耶德瓦布内市市长对屠杀表示赞同，邻近城镇和村庄的居民也像过节一样前来观看。大约有 800 人参与了酷刑和迫害 - 一半是天主教社区的代表，他们在战前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犹太邻居相处融洽。一位名叫 Slezinsky 的当地木匠提出要收集他谷仓里的所有“害虫”并焚烧。当城市的长老们与纳粹讨论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会议结束时，波兰人用斧头和绑着刀片的棍子武装自己，开始将犹太人赶出家园。

“他们烧掉老犹太人的胡子，杀死婴儿在他们母亲的乳房上，无情地殴打他们并强迫他们唱歌跳舞，” Vasershtein继续讲述这个故事。——最后，他们开始了主要动作——燃烧。整个镇子都被守卫包围了，谁也跑不掉，然后所有的犹太人被排成一排，拉比，一个九十岁的犹太人，和屠夫被安排在最前面，他们给了他们一面红色的横幅将他们驱赶到谷仓，迫使他们唱歌。在途中，大屠杀分子残忍地殴打了他们。几名暴徒站在门口，他们演奏着各种乐器，试图盖过不幸受害者的尖叫声。有些人试图自卫，但他们手无寸铁。血淋淋的，残废的，他们被推进了谷仓。然后他们在谷仓里浇上汽油并放火焚烧。

格罗斯的发现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批评者坚持认为，由于情绪化、道德化以及试图将对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从占领者转移到当地居民，他的方法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

最热烈的讨论恰恰是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中的参与程度：科学家们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否独立行动，执行德国人的命令，甚至只提供了轻微的帮助，以及主要参与者“行动”仍然是纳粹。后一种观点主要由“极右翼政治家”持有，尽管更温和的研究人员有时认为格罗斯“在所描述事件的‘去民族化’上走得太远”，几乎完全忽略了极权主义结构，他们是来自耶德瓦布内的天主教徒。

格罗斯并不是第一个触及波兰人参与大屠杀这一话题的作者。纪录片《大屠杀》的导演克劳德·兰兹曼和论文“可怜的波兰人看贫民区”的作者扬·布隆斯基在 1980 年代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在作品中将波兰人描绘成漠不关心的证人或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同谋。犹太人。

关于波兰反犹太主义的争论之前一直在进行，但在 2000 年代达到顶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格罗斯的作品，他痛斥同胞的偏见、贪婪和残忍。他的调查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共鸣，还因为它们与当局的官方立场相矛盾，而当局的官方立场近年来已沦为几乎完全压制合作主义。

然而，多年来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并没有使他们更清楚地了解谁应该首先被视为波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或大屠杀的同谋。

波兰人自己如何在纳粹占领下受苦

被占领的波兰人遭受了羞辱性的重新安置——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被驱逐到德国从事军事生产中的强迫劳动。天主教神父、知识分子、教师和政治领袖遭到迫害、逮捕和处决——超过 200 万非犹太平民和波兰军人在战争期间丧生。纳粹将工人和仆人的角色分配给当地居民。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 (Lawrence Rees )写道： “众所周知，纳粹打算对波兰人自己做什么——把他们变成奴隶，只接受最微薄的学校教育。” “波兰将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种族实验的‘试验场’。”

1939 年秋天，在德国国防军入侵波兰几周后，当德国的胜利不再悬而未决时，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专注于组织 Einsatzgruppen - 来自警察和安全部门的准军事组织服务，旨在摧毁被吞并的东部领土上的“敌对分子”。

作为该命令的一部分，纳粹杀害了大约 16,000 名被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影响力代理人。其中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血统的波兰人 - 例如贵族。

11 月初，纳粹将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教师聚集在一个礼堂。他们被枪托殴打，然后被送往达豪集中营。

“没有更多的学校了，” 1939 年秋天 20 岁的迈克尔·普莱斯勒 (Michael Preisler)描述了接管波兰后的社会变化。- 他们关门了。教堂也关闭了。波兰人不允许与德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甚至铭文都是：“波兰人和狗是不允许的。” 我们被当作动物对待。无论如何，我们不被认为是人类。”

为了给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苏联领土的日耳曼人腾出空间，波兰被分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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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括 Reichsgau Danzig - 西普鲁士和 Reichsgau Wartheland，其中心位于波兹南市，应该被德国化并纳入帝国。

另一个是成为德国的“垃圾桶”，所有不受欢迎的分子和二等公民都将被送往那里。这片与苏联占领的波兰部分接壤的领土被称为总督府。它包括华沙、卢布林和克拉科夫。以前居住在该国西北部的波兰人被迫向东迁移，以便为“真正的雅利安人”腾出空间。

来自波罗的海国家或总督府的德裔被重新安置在从波兰人那里“解放”出来的公寓里，并被任命到以前由波兰人占据的职位。

来自爱沙尼亚的德国人 Irma Eigi回忆说：“当我们进入一栋高大的老房子时，我们感觉很糟糕，房子破旧不堪，窗户有些奇怪，”在她的祖国被苏联吞并后，她决定与家人一起搬到 Reichsgau。- 值得注意的是，业主匆忙离开了房子。橱柜敞开着，空抽屉散落在地板上。桌子上散落着剩饭剩菜，东西散落在未整理的床上。

Irma Eigi 的丈夫“选择”了一家小咖啡馆作为新的工作地点，然后从波兰人的所有者那里没收了这家咖啡馆。驱逐当地居民，党卫军官员的行为尽可能残忍：用武器威胁，踢，戳进卡车，人们被送往数百公里之外的生活。

Wartheland 的帝国州长 Arthur Greiser 对波兰雅利安化项目的实施充满热情。1940 年 9 月，他发布了一项命令，其中规定了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允许的互动。

“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向每个德国公民灌输一种符合我们民族尊严和德意志帝国目标的对波兰人的态度，”该文件说。- 继续与波兰人保持服务或贸易以外关系的德国社区的每一位成员都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被拘留。与波兰人过于频繁和友好的交流将被视为违反规定的行为准则。”

在波兰战败和分裂后的头几个月，纳粹还没有针对犹太人口制定统一战略。

大多数德国官员，包括嗜血的格雷泽，更关心的是“波兰问题”——即如何运送和组织当地居民，使地理分布反映他们在社会最低层的新地位等级制度。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占领者组织了犹太人居住区。

“这就像晴天霹雳，”一位名叫埃斯特拉·弗兰克尔 (Estera Frenkel ) 的妇女回忆起她对罗兹犹太人被迫迁移到某些地区的消息的反应。我们早已习惯了反犹太主义。在波兰人中，他开出双花。但波兰的反犹太主义更多的是金钱性质的，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则愤怒地问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到底为什么存在？愿你的家人灭亡！’”。

1939 年秋天，对许多犹太人来说，现在他们似乎与非犹太血统的波兰人在同一条船上：他们都受到纳粹的羞辱和剥夺。然而，时间越久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不少波兰人认为自己比犹太人强。即使是那些在新政府统治下艰难度日的人也很快意识到了与侵略者合作的新机遇。

“我认为，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敌人，即压迫波兰人、压迫天主教徒和压迫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我们会团结一致，”占领开始时年仅 12 岁的托伊维·布拉特 (Toivi Blatt)说。- 事实上，一些波兰人决定：“是的，确实，犹太人是二等人。为什么要和他们客气？

为什么许多波兰人对他们的犹太邻居的迫害反应平静，以及他们如何帮助纳粹

影响 1940 年代初期波兰反犹分子苦涩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第三帝国和苏联按照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aciej Yanovsky 研究了 1941 年 7 月发生在 Jedwabne 镇的大屠杀，他引用了一位当地居民的话：

“在苏联占领期间这里发生的事情之后，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愤怒爆发就不足为奇了。”

对这一立场最常见的解释是，波兰人将与苏联当局合作的一小部分犹太社区的经历推断给所有犹太人，只会加强对后者的敌意，这种敌意早在战前就存在了。

“犹太公社”的代表被接纳为苏联的行政职位，震惊了许多波兰人，“社会角色发生了绝对难以想象的变化”。早在 21 世纪，格罗斯的作品引发的讨论中的一些参与者就提到了“犹太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如果不是减轻情节，那么这是一些当地天主教徒参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大屠杀。

“在 19 世纪的波兰，就像在我们犹太人聚居区的所有国家一样，反犹太主义是政治阵营——民族民主的意识形态纽带，”记者亚当·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 解释道。-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太主义已经成为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激进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在天主教会高层的声明中可以听到强烈的反犹太口音。波兰夹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罗斯之间，未能与包括犹太人社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

即使是反对纳粹主义并有时因与侵略者作战而被关进集中营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也仍然持有反犹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这个国家被残酷的极权政权夺取，“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仍然应该被视为一种祝福。

研究人员总共 记录了波兰东部在纳粹控制后发生的 219 起反犹太大屠杀，也就是说，在犹太人与波兰人共同生活的 2,304 个小城镇和村庄中，近 10% 发生了大规模犯罪。后者是大约四分之一所有大屠杀的主要肇事者。

一些研究人员确信波兰人“不得不”服从占领者的命令，因此他们不能对虐待和谋杀犹太人负全部责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波兰人在纳粹出现之前或离开之后，对他们的邻居表现出无心和过分的残忍。

这种态度的一个生动例子是 1941 年 6 月在德国入侵开始后的头几天在立陶宛边境的 Shchuchin 发生的大屠杀。这座城市的人口——5400 名居民——在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布大致相等。同一天晚上，当国防军分遣队穿过舒钦继续前进时，许多天主教徒用手头的一切武装自己，开始将犹太人赶出家园并殴打他们。

“德国人挂着带有万字符的横幅然后离开了，”大屠杀的幸存者 Khaya Soyka-Golding在给她朋友的信中说。- 权力传递给了波兰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两周。所有斗殴者都被释放出狱：Dombrovsky、Yakubchik——那些被布尔什维克逮捕的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充满了恶意。大屠杀始于周五晚上，当时整个城市都在沉睡。波兰人把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一个团伙在新街区活动，另一个团伙在市场活动，第三个团伙在主要街道活动。然后暴徒瓜分了死者的财产。尸体被堆放在准备好的货车上，扔到城外。街道上的血立即被冲走了。”

据信当晚约有 300 人死亡。多亏了一小群被拘留在该市的德国人的干预，才有可能阻止大屠杀。犹太人用汤和咖啡还清了保卫他们的国防军士兵。

值得注意的是，大屠杀在战后 仍在继续：1946 年 7 月，凯尔采市的居民指责犹太人绑架并在仪式上谋杀了一名 8 岁的儿童。男孩的失踪引发了一场骚乱。波兰人向犹太教堂投掷石块，洗劫并烧毁犹太人居住的房屋，一些袭击者高喊他们要“完成希特勒的工作” 。

当苏联和波兰军队设法恢复秩序时，据称被绑架的男孩回到了这座城市。原来，前一天他父亲把他送到乡下，就是要以他的失踪为借口，灭绝犹太人。一天之内，凯尔采至少有40人死亡，其中有几名波兰军队的老兵，还有妇女和儿童。

波兰的反犹太主义不仅在 1941 年夏天之前还在苏联控制下的领土上表现出来，而且并不总是以直接暴力的形式出现，例如在耶德瓦布纳和舒钦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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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遍的反犹太主义和合作主义形式之一（包括在 1939 年秋天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是来自非犹太人的邻居和熟人的勒索。波兰人向犹太人索要大笔款项和巨额报酬，以换取沉默，否则他们威胁要告诉纳粹受害者的来历。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受到在贫民区重新安置，然后被驱逐到集中营的威胁。敲诈者没有表现出同情，也不担心他们谴责其他人的痛苦。别人的悲剧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赚钱的方式。

1940 年 11 月，一个署名埃瓦尔德·莱曼 (Ewald Reiman) 的人对一个他认为是犹太人的家庭说：“女士们，先生们，经过详细调查，我们确定了你们闪米特血统的真相。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要求您将 2000 兹罗提放在密封的信封中，交给传递此消息的人。否则，我们将立即向德国当局提供证据。”

1944 年，收集华沙隔都档案的犹太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尔布鲁姆 (Emmanuel Ringelblum)说：

“敲诈勒索的瘟疫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祸害，威胁着雅利安领土上的每一个犹太人。敲诈勒索者剥夺了受害者的一切，直到最后一根线，并迫使他们坚持自己的生命。”

录音几周后，Ringelblum 本人成为了谴责的受害者——他和其他躲在华沙掩体中的犹太人先是被监禁，然后被枪杀。

贫民区居民放弃了宝贵的财产——家具、天然毛皮制成的衣服和珠宝——以换取波兰人提供的帮助少得不成比例。对于最普通的产品和最基本的服务，他们要求“付费”，比付出的努力成本高出十倍。城里人和农民一下子暴富了——他们先是把以前邻居的钱全部勒索了，然后还是给了，整理了剩下的财产。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导致许多波兰人的财富急剧增加，他们只对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感兴趣。

“在占领之后的某个时刻——很难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时候——价值观突然发生了转变，这是关于犹太人和犹太人的一切，”他说大屠杀历史学家扬·格拉博夫斯基。- 这不是涉及某些特定“受影响”地区或村庄的“点”过程，而是欧洲范围内的现象：毕竟，纳粹主义的犹太难民出现在哪里，就会发生谋杀和抢劫。在某一天或某个星期，在 1942 年夏天或秋天的某个地方，一切皆有可能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战前对犹太人的敌意，将他们推向公共生活的前沿，甚至超越这个前沿——这一切突然变成了肉体上的毁灭或认同。这些罪行伴随着缺乏罪恶感。如果在这么多人的眼中，犹太人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游戏，被激情和凶残地迫害，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亚当·斯塔科普夫 (Adam Starkopf ) 逃离华沙犹太人区，与妻子和女儿一起在萨多夫尼亚 (Sadovnia) 村避难，他回忆起一天晚上，一群波兰农民如何叫醒他。多亏了“雅利安人”的外表，他们把他当作自己人，并提出加入他们的犯罪计划：抓住、抢劫并把一群在运输途中藏起来的犹太人交给盖世太保。其中一名男子对 Starkopf说：

“想象一下，所有这些犹太人都睡在地上，他们只是在向你伸出双手。我们会拿走他们的衣服，清理他们的口袋，然后我们也会从德国人那里得到对他们的奖励。

乘坐牛车抵达特雷布林卡的犹太人也经历了类似的态度。在拥挤、闷热和不卫生的环境中搬家多日后，许多人口渴难耐，向在车站工作的波兰人和即将注视下一批囚犯的孩子们要水。那些同意分享的人，但只是为了换取金钱、珠宝或黄金。

后来逃离集中营并加入华沙抵抗组织的囚犯亚伯拉罕·雅库布·克热皮茨基 回忆说，他疲惫不堪的旅伴是如何将一把硬币塞给波兰人的，只要他们能给他们几口水就好了。

一些波兰人对犹太人的麻木不仁和商业主义的另一个例子，Jan Tomasz Gross ，称为席卷特雷布林卡周围地区的“淘金热”：当地农民不考虑他们行为的不道德行为，挖出犹太人的骨头和头骨在营地寻找保存完好的金假牙和其他贵重物品。在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幸存照片中，农民蹲伏在头骨前休息，平静地与在特雷布林卡工作的纳粹并肩而坐。

1945 年 9 月访问特雷布林卡的 Michal Kalembasiak 和 Karol Ogorodowczyk说： “在营地所在的地方，原来是周围居民挖出的坑洼地。” - 这片土地坑坑洼洼，有的地方坑坑洼洼，深达10米，坑坑洼洼，可见人的遗骸。那里的所有营房都被周围的居民烧毁或完全掠夺。我们只发现了残余物。每棵树下都有淘金者和钻石挖出的洞。沿着领土继续前进，我们发现人们正在挖洞，撕裂地面。对于我们的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 - 他们没有回答。在离曾经是火葬场的最高点不远的地方，我们注意到一群人拿着铁锹正在地里挖土。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开始逃跑。”

波兰人与纳粹的合作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往往基于正式的行政和官僚关系。

一些年轻人加入了“蓝色警察”——一个负责维持被占领土秩序的通敌部队。它的员工守卫贫民窟，与走私者和抵抗组织成员作斗争。“蓝警”的人数不断增加：1942 年为 11,500 人，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 已经达到 16,000 人。

一位目击者说： “没有人应该称这个团伙为波兰警察。” “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乌合之众，一有机会就收受贿赂，进行威胁和勒索，站在每个德国人面前……他们不值得任何借口。”

蓝色警察积极参与驱逐和围捕行动，并于 1942 年 6 月帮助将大约 50,000 名犹太人赶到琴斯托霍瓦市的一个街区。后来，在清算这个犹太人区的过程中，纳粹在波兰人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了起义，囚犯被送到特雷布林卡，几乎全部死去。

其他当地居民志愿加入托特军事建设组织。许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被动员为 Baudinst 服务的工人，这是占领当局在总政府领土上发起的。1942年夏天，它的员工与党卫军、德国和波兰警察一起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帮助将4万名犹太人赶到了塔尔诺市。

波兰人守卫贫民区，将囚犯运送到集中营，在驱逐出境后，他们搜查空房子并带走所有贵重物品。年轻人每天为他们的努力支付七兹罗提。香烟和酒精被无限量分发。那些发现在心理上难以应对暴力的人故意在上班前喝醉。

“有些人亲自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追踪，” Zdzisław Klukowski 在他的 Zamoyshchyna 占领年代日记中写道。“他们指出了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年轻人甚至追逐犹太小孩，[波兰]警察当着所有人的面杀死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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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rzebiszow，一些平民警卫，当地农民，在夜间巡逻以防止土匪袭击，接到命令抓住所有当地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到卢科夫，”另一名目击者 Stanislav Zeminski说。- 犹太人被拖出来，在田野和草地上被抓获。枪声仍在咆哮，我们的鬣狗已经在寻找可以从犹太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中偷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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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所有这些职责时，波兰警方表现出完全同意纳粹当局，除了少数帮助犹太人的人，”什穆尔克拉科夫斯基回忆道。

现代当局如何规范关于大屠杀的话语并迫害那些谈论波兰人责任的人

2018 年 1 月，波兰国民议会批准了一项法案，对指控国家和人民在纳粹占领期间通敌的行为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波兰死亡集中营”一词也被等同于篡改历史，并受到刑事起诉的威胁。

新法禁止“公开表达与波兰人民或波兰国家卷入纳粹德国罪行的事实相反的意见” ，引发了美国、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强烈抗议。批准该项目的总统安杰伊·杜达解释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护波兰人和波兰的好名声”。

面对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国家元首要求修改这项可耻的法律。2018年6月，“篡改历史”的刑事责任改为民事责任，但试图固定一个官方版本的历史，忽略对波兰人“不便”的大屠杀事实，仍然是热议的话题. 许多记者和历史学家指责该国当局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幌子，想要“抹去”令人不安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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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例子，他们引用了专家在协作主义主题上所经历的迫害。早在 2015 年，扬·托马斯·格罗斯 (Jan Tomasz Gross) 就因 一篇文章受到调查，他在文章中宣布波兰人在二战中杀死的犹太人比德国人多。

外交部发言人称这种说法是“错误和冒犯性的”，但经过几次严酷的审讯，调查人员无法证实格罗斯的说法是假的，因此没有对他立案。然而，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最高级别的当局 - 直到杜达总统 - 讨论可能剥夺波兰共和国功绩勋章的历史学家。

去年，波兰一家法院裁定两名大屠杀学者扬·格拉博夫斯基 (Jan Grabowski) 和芭芭拉·恩格尔金 (Barbara Engelking) 犯有诽谤一个小定居点已故市长爱德华·马林诺夫斯基 (Edward Malinowski) 的罪行，后者在 70 多年来一直被官方公认为犹太人的救世主。在“没有尽头的夜晚。被占领波兰一些地区的犹太人的命运”，格拉博夫斯基和恩格尔金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与纳粹合作，并给了他们犹太人藏身的地方。

“将纳粹犯下的大屠杀罪行归咎于波兰人，可以被解释为对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痛苦和有害的行为，”法官对这一决定发表评论。“试图让波兰人民对大屠杀、二战中杀害犹太人和没收他们的财产负责，这些都属于国家遗产的范畴，虽然完全不真实且令人反感，但可能会损害我们的民族尊严感，并破坏波兰是德国人发起和实施的行动的受害者的事实信念。”

法院的判决在上诉后被取消，但它仍然明确确认波兰当局准备起诉科学家对与官方版本相矛盾的历史评估。正如Grabovsky解释的那样，此类调查与保守的法律与正义党的路线相矛盾，该党于 2015 年上台，并将社会统一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

实施该计划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引入“高贵的受害者”的叙述，他们在纳粹主义的枷锁下受苦，并英勇地与侵略者作战。在格拉博夫斯基、恩格尔金、格罗斯等研究者看来，这样 的话语导致了对历史的片面和局限的理解，阻止了波兰人全面和复杂地评估他们的历史遗产，理解和接受他们的同胞有时对历史无动于衷。甚至支持灭绝犹太人。

“对我们提起诉讼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保护一个人或洗清他的名誉，而是为了恐吓大屠杀研究人员，”格拉博夫斯基说。“为整个学科注入恐惧气氛，让学生和研究人员在讨论与政府对事件的说法相矛盾的话题之前犹豫不决。根据民族自豪感可以宣布某件事是对还是错的想法是违法的，并且会导致模棱两可。这意味着任何波兰人民的代表如果不喜欢他们的结论，都可以起诉历史学家。”

2016 年，教育部长安娜·扎莱夫斯卡 (Anna Zalevska) 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拒绝承认波兰人对凯尔采 (Kielce) 的大屠杀负有责任。当被直接问及是谁杀害了犹太人时，这位政治家回答说，这些罪行是反犹分子所为，但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属于哪些人。

历史学家乔安娜·斯利瓦 (Joanna Sliva )指出：“波兰当局正试图强调战争期间和战后人民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这看起来像是在试图控制叙事。控制我们谈论过去的方式。”

格拉博夫斯基以去年年底在特雷布林卡火车站举行的纪念仪式为例，说明波兰当局关于二战记忆的政策导致的历史扭曲。举办这一庄严活动的原因是为 21 岁的车站工作人员 Jan Maletka 揭幕，他在 1942 年因给乘牛车抵达的犹太人送水而被纳粹枪杀。

“众所周知，有 90 万犹太人死于特雷布林卡，”波兰文化和国家遗产部负责人之一玛格达莱娜·加文 (Magdalena Gavin)说。“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纪念 90 万犹太人和另外一个人。”

Grabovsky 并不否认 Maletka 的无私，尽管他回忆说，许多波兰人向犹太人索要金钱和黄金以换取几口水。然而，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国家的这种言论导致波兰英雄的名字掩盖了数百万死去的囚犯。在当前当局在集中营附近为波兰人竖立纪念碑的背景下，成为大屠杀受害者的犹太人迷失了方向，并以无脸的群众形象出现。

“如此大规模的记忆永久化导致了历史的扭曲，” Grabovsky指出。- 将焦点转移到 Maletka 不仅导致了关于一个年轻人的感人故事的普及，而且还导致成千上万无名犹太人的边缘化。纪念碑上的铭文赋予车站工作人员和在特雷布林卡遇难的犹太人同等的角色。几年来，波兰不同地区积极竖立了因帮助犹太人而被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这个过程导致了一种历史叙事的形成，暗示大屠杀期间的波兰社会默认试图拯救犹太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Grabovsky指出，将合作主义归咎于所有波兰人是不公平的：许多当地居民拯救犹太人，同情他们并冒着生命危险，向纳粹隐藏邻居、朋友和陌生人。以色列国家纪念馆 Yad Vashem 的研究人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宣布7,000 多名波兰人成为世界各国的义人。这一荣誉称号授予在大屠杀期间帮助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波兰获得此奖项的人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要理解大屠杀事件的模糊性，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占领期间，波兰甚至失去了正式的国家领导层，并完全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与挪威不同，合作主义被部长总统维德昆·吉斯林批准为国策，或法国，菲利普·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权积极与纳粹合作，波兰人被迫直接与党卫军、盖世太保和帝国的其他行政机构。

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 (Norman Davis )写道： “在一个每个违反纳粹规则的人都会立即死亡的世界里，占领者总是设法从受惊的当地人那里获得适当程度的合作。” 波兰人和犹太人都成为恐怖的受害者。他们的行动取决于德国人设定的生存条件。

尽管如此，格罗斯、格拉博夫斯基和其他合作主义话题的专家认为，谈论反犹波兰人与纳粹的自觉和自愿合作对于保存历史记忆与歌颂牺牲的波兰人的功绩同样重要自己去拯救犹太人。为了充分理解那些可怕的事件并将其纳入国家经验，波兰人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同胞不仅是二战的英雄和受害者，而且还是大屠杀的同谋。只有保护不愉快的过去不被遗忘，才能避免对自己人民的美化，这种美化往往会沦为对其他所有人的仇恨，并成为暴力的借口。

正如记者亚当·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 在 Jan Tomasz Gross 的书《邻居》的序言中提到的，该书讲述了耶德瓦布纳 (Jedwabna) 大屠杀，“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保持沉默的人成为了凶手的同谋。谁不谴责，谁就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