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海外媒体都在讨论一件事：

苹果正积极寻求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和越南。

(相关资料图)

关于这个消息，市场普遍认为是郑州富士康 11 月因疫情造成的 iPhone 减产刺激了苹果公司。

郑州富士康工厂有近 30 万工人，苹果的 iPhone Pro 系产品，一度有 85% 的出货来自于这里。

那么这次影响有多大呢？

iPhone 14 Pro / 14 Pro Max 公开发售 10 周后，消费者下单所需等待收货时间为 37 天。而在 iPhone 13 和 12 代时，这个时间分别仅为 15 天和 2 天。

如此漫长的等待时间，势必会影响到 iPhone 的销量。

比如，iPhone 的新品发布会在 9 月，发售后 10 周的时间节点是 11 月中旬，这是 iPhone 的一个销售旺季。因为在以圣诞节为主要节日的国家，很多人会把新款 iPhone 作为送给亲友的圣诞礼物，长达 37 天的等待时间会让很多人来不及准备，这些消费者极有可能会选择其他电子产品做替代。

这样的窘境，让苹果不得不开始关注 “ 集中风险 ”。

在过去，中国为苹果提供了合适的工人、稳定的政策和巨大的本地市场，以至于苹果的供应链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

苹果虽然在尽可能地分散自己的供应链保障供应链安全，但这些供应链公司，大部分都在中国，形成了地域集中。

就在今年 10 月份，苹果公司公布了其主要供应商名单。苹果公司 98％ 的采购额均流向这 190 家供应商，包括用于全球产品的材料、制造和模组等直接支出。

在这 190 家企业中，有 91 家都是中国公司，占比 47.9％ 。而这些供应商有近 150 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且均参与苹果相关业务，占总企业数的 79％ 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制造在苹果供应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主导地位。

对于一个把巨量产品卖向全世界的公司来讲，无论中国再好，地域如此集中的供应链，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这已经跟中美博弈或是其他政治因素无关了。毕竟连小学生都知道：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所有篮子，也不能全放在同一辆车上。

苹果想要保持业务稳定，需要的不仅是供应链公司的分散，还需要供应链在地域上的分散。

所以，知危编辑部认为，苹果供应链部分迁出中国，是一件必然的事。

但，这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实际上，这不是苹果第一次面临摆脱中国供应链的问题。

2011 年 2 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硅谷和众多科技行业大佬一起用餐，当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发言时，奥巴马打断了他，反问道：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在美国生产 iPhone ? 为什么不能在 “ 家 ” 完成这些工作呢 ？

而乔布斯当时直接了当的回绝了奥巴马：“ 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

这个回答背后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美国的教育是相对分层的，要么是精英，要么受教育程度较差。这导致了具有一定知识水平，但愿意去工厂 “ 打螺丝 ” 的人群并不多，而这样的工人中国却有很多。

这不是知危编辑部臆想出来的，苹果现任 CEO 库克曾亲口表达过这个意思，他 2015 年在接受美国 60minutes 采访时对记者说：

“ 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在我们的谈话中，你和我会称之为职业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开始不再拥有那么多的职业技能。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美国的每一个工具和模具制造商都放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里。而在中国，你必须有好几个足球场才能放得下这些技术人员。”

人们经常陷入一个误区，苹果这样的公司来中国建工厂是因为人力成本便宜，其实近些年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已经不高了，苹果这样的公司看中的不是 “ 便宜的工人 ”，而是 “ 合适的工人 ”。

第二点，是供应链丰富度的问题。

美国因为过于追求行业高端和高毛利环节，近些年有些制造业空心化了。

而制造业空心化意味着即便苹果强行把 iPhone 组装工厂搬回美国，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2019 年，纽约时报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名字是 “ 一颗小螺丝告诉你为什么 iPhone 不会在美国组装 ”。

文章里提到苹果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 Mac 电脑时，他们在 “ 找到足够多的螺丝钉 ” 这件事上遇到了问题，因为他们的美国供应商只有 20 名员工，每天最多生产 1000 颗这样的螺丝。

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新款测试没办法按时进行，是这个项目推迟了好几个月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篇文章的作者调侃到 “ 在中国，苹果可以依赖那些短时间就能生产大量螺丝钉的工厂，而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这个号称什么都大的地方，他们发现螺丝钉工厂不够大 ”（ “ 德克萨斯什么都大 ” 是美国一个喜闻乐见的地域梗，就像中国的 “ 天津人大饼卷一切 ” 一样 ）

所以，苹果想要又快又好地做好自己的产品，需要一个供应链很丰富、完备的地方才能做到。

中国恰好就是，过往例子随便一举就是一大堆：歌尔股份给 iPhone 提供了声学模组；德赛电池和欣旺达提供了手机电池，欧菲光提供摄像头模组，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给苹果提供玻璃盖板，水晶光电提供 IRCF，金龙机电为 iPhone 提供线性马达，安洁科技为 iPhone 提供屏幕触控层功能件，环旭电子提供 WiFi 模组，立讯精密供应数据线，瑞声科技供应音频设备，舜宇光学生产镜头、立讯精密、瀛通通讯、东山精密等多家国内供应商提供无线充电线圈模组等等。（ 有些现已被踢出果链 ）

你可能会问，四处采买再回美国装不行吗？当然行，但这意味着运费、零件关税、时间等成本的上升。

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苹果需要组装厂所在地供应链丰富、完备这个因素，苹果的供应链天然的就会产生地域集中。

于是，当苹果想将一部分产能迁出中国的时候，他要做的不仅是在某地开一个组装厂，还要在当地复制出一个供应链体系。

而这，是地狱级难度的事情。

因为苹果本身的生产制造不能停且要保持稳定供应，意味着中国供应商所占份额会相对保持在高位，新扶持的某地供应商所占份额会小，而这又会导致新供应商无法完成资本积累去扩大规模，扩大不了规模最后生产大头还是要在中国。

简单类比来说就是：你很难在一辆跑车高速行驶的时候，为它换一台发动机。

不过，即便是地狱难度，苹果还是坚持有所动作。

2017 年，苹果与印度谈判，索取了政府补贴，并且要求中国的富士康和纬创（ 现已被立讯精密收购了 iPhone 工厂 ）去印度建厂，准备在印度生产 iPhone，此后印度的苹果供应商迅速增加到 9 家。印度政府的态度也很积极，莫迪政府在 2021 年推出了 21 万亿卢比（ 1.7 万亿人民币 ）的电子制造业振兴计划。

2020 年，苹果又在越南牵头组建了 AirPods 和 MacBook 的生产线，正式开启向东南亚转移供应链的动作，他们还承诺只要是符合标准的越南工厂，都可以成为 “ 果链 ” 中的一员。

在苹果的诱惑下，仅 2021 年一年，越南就增加了 23 家工厂，到目前为止，苹果在越南的合作工厂达到了 31 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厂，不少是歌尔股份、蓝思科技、领益智造、立讯精密等中国老供应商跑去开的，这解决了前面提到的 “ 原始资本积累 ” 的问题。

按照苹果的规划，它将逐步的把果链企业转移到，印度，越南这两个地区，进而逐渐的减少对于中国的地域依赖，优化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不过，越南和印度虽然都是还可以的选择，但也各有各的明显缺点。

比如，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郑州富士康一个厂就有 30万人吗？这对越南来讲是个难题，越南的人口较少，只有 9000 多万，年龄合适、受教育程度合适的可以去苹果工作的人并不多。

而印度，虽然人口众多，并且人工费用较便宜（ 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是印度的 6.8 倍 ），但人口的文化水平一般，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印度 25-34 岁人群中初中至高中学历水平的人口占比仅有 14%，所以能够胜任苹果工厂工作的人群也比较有限。

这些问题，加上两地本土供应链丰富度成长需要一定时间积累，使得苹果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供应链转移。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时间设定一个期限。

搞不好要 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