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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增长6%？想多了。——能实现5%增长，就烧高香了。

首先，对中国经济发展威胁最大的房地产业并没有平安落地，烂尾楼造成的巨大损失的深坑，也还远没有“填平”，我们的决策层甚至都没有想好，发地产的未来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没有想好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之间、和国民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房地产价格的高企和国民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超过了可支配收入速度的上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经济根本没有高速发展的基础和可能。国民经济5%的增长率都难以保证。

其次，国民经济结构性扭曲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经济产业技术升级虽有进步，但只局限在部分中端产业，而整体经济发展思路并没有产生质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三亿农民工，几乎断绝了城市谋生的基本路径，存在着巨大的快速陷入“赤贫状态”的风险。60后农民医保、社保等基本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所有这些，都难以支撑国民经济重回较快发展速度的轨道。

第三，财政效率进一步下降，财政困难进一步加深。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发展的历史，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大比例的依靠税外收入维持国家长期稳定和发展的成功先例。任何过往的人类社会的经济理论，也都不能支撑这样的发展。而我国的“土地财政”，实际上就是依靠“税外收入”，长期支撑国家运转。虽然名义上我国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皆归国家所有。几乎是无限大，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但支撑其变现的社会财富却是有限的。国家财政拿走的多了，用于社会发展和维持人民生活水平的就少了。实际上，我们国家不仅仅依靠土地财政，拿走了非常大的一块，更是通过推卸国家财政的基本义务，隐形的拿走了更多。如：高速公路实际上的“永续收费”；城镇居民基本社会保障采取“储蓄式”自我保障；剥夺了农业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等，都极大地增加了“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平衡，“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已经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表现为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生活水平，快速下降。并且这种下降已经到了，保证社会稳定的极限。继续下降，就有导致社会失稳的巨大风险。国家财政效率，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必须向下修正，甚至又较长期的陷入“萧条”的风险。

第四，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失公、失义”，江湖之风与庙堂之风，已经南辕北撤，且政令不畅。在最近两三年的社会公众瞩目的各种案件处理上，中央的发声，已经很难影响省一级、市一级的行政决定，甚至三令五申，也不起作用。比如对“秦岭别墅安”的处理等。社会极其落后的身份等级制度，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但不仅没有修正之意，反而还在不断强化。既得利益者与社会中下层的矛盾，正在加深，社会撕裂也正在加剧。

第五，法治建设正在不断退步，而且还乐此不疲，自我感觉良好。具体表现在，行政权力不断地在司法领域“跑马圈地”，侵占司法领域的权力和地盘。如：行政执法、农业执法等。如果行政具有执法权，那么我们就可以取消公安、法院、检察院了。

综合以上，所以别考虑国民经济增长率是多少了，还是考虑一下如何避免掉进长期“萧条”的陷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