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什么叫吃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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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空额，即假如一个连实有100人的话，连长可能会造出一个120人的花名册来上报领取军饷，这多出来的20人的饷，或留作公用，或装入私囊，便全凭连长的个人品德自行支配，多出来的军粮、军装、枪械等等，也可以用来卖钱，充公或者济私同样由连长支配。这便是吃空额。如果各连报上来的名册到营这一级汇总起来是500人的话，那么营长又可能向团里报600人，这样他又可以吃100人的空额。到了团这一级、师这一级……仍然如此这般，官越大吃的空额越多。缺额越多带兵官捞的也就越多。

吃空额，并非抗战时的国民党军首创，很早以前就有，历朝历代都不可能完全杜绝，一支军队到了腐败无可救药之际，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明末的军队等等，但能像抗战时的国军这般把吃空额发挥到极致的，怕是没谁了。

以1941年的暂编第5师为例，该师由各团报上来汇总后的官兵员额仅有3千多人，但向上报的却是7千多人，其空额占了一半还多。而这由各团报上来的3千多人中，又有多少是团长虚报的空额，又有多少是营长、连长打的埋伏，师长也未必清楚。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怕只有天知道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该师师长被调离时，光是靠吃空额冒领而又没来得及变现的军米一项，便多达几十万斤。

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现象在国军中却并非个别，并非只存在于杂牌军中。就以前身系委员长卫队的三个师为例，按戴笠1943年给蒋写的密报，各师虽自报都是“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

据时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回忆，1942年，远征军中"有许多空缺, 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 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 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 他们就愈高兴。"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府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1941年8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

蒋委员长当然也知道他手下这些技俩，其早在1941年12月就曾说道：

“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

抗战到了后期，除驻印军外，国军各单位吃空额已经是积重难返，到了谁不吃谁就难以立足的地步。在陈诚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的一次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各军军长的会议上，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竟然说出了“谁报告不吃空额是欺骗长官”与“现在以吃空额维持军队是好干部”的话来，可见当年国军吃空额之风是怎样的盛行。

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在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

因层层吃空，表面看上去，国军序列齐整，将校如云，实际战力与编制已经极不符合，有些部队的缺额率甚至达到七八成以上。1944年11月，白崇禧就曾痛斥其家乡广西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

1944年12月15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说道：“滇西反攻伊始，所属各部缺额，约十万有奇……现实作为战斗部队，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

瞧见没有，一个万人编制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像这样的军队，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又因当官的吃空自肥而败坏了军心士气，使斗志全无，你说国军十个师打不过鬼子一个师团，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