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一书中就讲到了70年代末期山东省东平县罗山村的一对夫妇由于被迫要每天出工、到公田里干活，结果家里无人照顾、被迫拴在桌腿边的幼儿的耳朵，被家里饿急了、跑进屋里觅食的猪给咬了。原文是这样说的：

东平县很多队规定一天不出工就扣一天口粮，甚至有的到群众家强行支秤，逼得家家出工，给群众生活带来困难。一天我在罗山村，吃中饭时突然街上嚷起来。(层主注：原作者李锦是新华社的记者) 有一个妇女坐在街心里号啕大哭，说是猪把孩子的耳朵咬掉了。丈夫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农田建设大会战，她也要出工。当时队里规定，每个月要保证出工25天（基本劳动日），不出工不仅不记工分，还要扣口粮。孩子小，家里又没人看，只好把孩子带到地里，放在地头上，上面用个筐盖着，挡太阳。那天天气太热了，孩子不能带到地里。只好把孩子拴在桌腿上。她去出工，可心里总惦记着孩子，哪还有心思在地里干活？等下了工回到家里一看。猪圈里饿急了的猪跑到屋里找东西吃，找不着就把孩子的耳朵咬了，……说完她就哭开了，旁边有人说“你这两口子也是的，要工分不要孩子了”。这下子，妇女哭得更伤心了，诉苦道：“俺当家的年年会战，一分钱也没朝回拿过。俺下地也是没办法，一个工才6分钱，还买不上个鸡蛋，可不下地要扣口粮，没有吃的。俺队长是行坏，其实下地也是出工不出力，泡时间，能干多少活呀！”

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儿童如果不是家里的大儿子、大女儿，而是次子、次女、三儿子、四女儿、……，那么他(她)就很难能够穿上新衣服，而只能穿哥哥、姐姐穿过的，由于身材发育得更高、更大了一些而穿不下的旧衣服。二儿子穿大儿子穿不下的旧衣服，二儿子身材长大后，再把同一件衣服传给三儿子穿；二女儿穿大女儿穿不下的旧衣服，过两年二女儿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式衣服——花衣服传给弟弟穿，弟弟身为男孩却穿女孩的花衣服（假如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话）。《光明日报》11月3日那一期第11版上的文章《大美70年·身边的变画》的第3个段落就这样说道：

(资料图)

20世纪60年代，“绿色军装”“劳动服”是流行的样式。当年人们穿衣都很朴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我外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母亲说，当年衣服都是姐姐穿过妹妹穿，之后再给弟弟穿。(那一期《光明日报》的电子版在它的官网中的具体地址是：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11/03/nbs.D110000gmrb_01.htm)

《云浮日报》的公众号“云浮日报全媒体”发布的《我与改革开放40周年·百姓口述史⑦｜从补丁衣到时尚服装》中也讲到了当年一些男孩穿女孩的衣服的现象，现将其中相关的一节内容摘录在下面(云浮市是广东的一个地级市)：

讲述者：英姨母女

职业：退休工人（英姨）

企业职工（晓华）

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随着季节、时尚的变化添置新衣。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衣着的款式、风格、购物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姓家中的衣橱里也折射着时代潮流的变迁。

“我们以前穿的衣服很简单，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有机会穿新衣服，也没有什么款式可言。”说起衣着潮流的变迁，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姨感叹地说。

英姨说，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楼主批注：由此可见英姨当年是家里的大女儿) 小时候家中的衣服几乎都不分男女，一年也就是买一次新衣服，姐姐不合穿后就给弟弟妹妹，破了的地方就打上补丁，所以衣服经常是补丁摞补丁。“那时候大多数衣服的样式也不分男女，家中的衣服都是不合穿了，就传给小的穿，买上一件新衣服的时候，都不舍得穿，生怕会把它弄脏。”英姨说，1963年，她爸爸把家里好几年攒下来的积蓄买了一台缝纫机，开始做衣服，缝补衣服作为家中收入的经济来源，而她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跟着爸爸学得了一手好的缝纫技术。“那个时候经常都有人买了布之后就拿给我爸爸做衣服，剪出来没有用的布，我就一块一块地收集起来，等爸爸闲下来了，就教我裁剪和使用缝纫机。弟弟妹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很多都是我用剩布做出来的。”英姨说。

到了1975年，英姨结婚育有孩子之后，孩子的衣服很多也是她亲手做的，但依然是比较单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市民的着装风格由单一逐渐走向多元化。英姨的女儿晓华出生在1980年，她告诉记者，她有两个哥哥，小时候虽然穿过哥哥的衣服，但上小学之后，就不再穿哥哥们不合穿的衣服了。“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强烈要求妈妈给我买一件小花裙，当时穿着裙子，高兴得都舍不得脱下来。”晓华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街头出现了各种衣料和不同款式的服装，服装店也渐渐多了起来，各种新潮服装琳琅满目。……（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