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跟山东朋友吃饭，我都显得有些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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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桌子，我要么是不知道座次顺序，要么是不懂讲话时机，进而经常被山东朋友嘲笑，说我不懂规矩。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山东酒桌文化本是一门奥妙的学问，而我却始终是一名生活的盲流。

我第一次接触山东酒桌文化，应该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跟几个同事去山东采风，第一站是临沂。当地一名卖蚂蚁酒的朋友，就在一家鲁菜饭店给我们办招待。

走进馆子的包间，才入座，那个朋友就提醒我说，你坐错位置了。我说，都一样，无所谓。他有点严肃地反驳说，不一样，你要坐我右手边，我是主陪，你是主宾。

在朋友的指责下，我竟产生了一种即将参与重大系统工程的踌躇与亢奋。

现在回忆起来，在那顿饭局中，我们的那些高谈阔论——这里面也许包括对山东出海口的建设规划，对临沂商品粮的前景分析，以及对大连成为登陆火星前哨的猜测——都已沉寂在记忆之海的深处，以至于再没人能够重拾当年谈话的细节。

但那位当地朋友适时的插科打诨，那慷慨激昂的祝酒举止，比初恋的爱抚更永远地镌刻在现场的每个人心中，乃至于每当想起这次饭局，我们便会面有潮红、如沐春风。

后来，在跑遍了大半个山东后，我们逐渐明白了当初那位朋友的用心良苦，也开始感叹陪客的不易与艰辛，并为自己当时打乱座次的行为感到羞愧。

山东酒桌文化，这个据说起源于祭祀的文化现象，以一种化工厂安全规程般的严谨，框定了每一位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你不能破坏这个规矩，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要坐在这个位置，谁也不能抢，或者说，我今天就是要吃饱了再敬酒，你这样干，就有一种故意捣乱的嫌疑，很不礼貌。

你可以不认同，但这就是儒家的“礼”在民间的体现。

在济南，我们跟车管所的几个熟人吃过饭，不同于临沂饭局的简约，在济南这场饭局里，有主陪，有副陪，有三陪，有开场的致辞，有半场的歇息，甚至还有临别的礼物。

我发现，每个陪客都在觥筹交错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举起的每一杯酒都窖藏着寓意，说的每一句话都潜隐着祝福。你品咂，体悟，感触，发现场面话中的用心良苦，于是微笑，致意，饮尽。

过程中，有人对我说，领导，欢迎来山东视察。然后就喝光了手里的酒。我大惊失色，觉得有黄袍加身的惶恐，在忐忑与忌讳中干杯，杯中的酒化为冷汗流淌在背脊的中缝里。

在济南逗留期间，我们还有幸结识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是当地文艺界有名的副陪，无论是作协开会吃饭，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大作家，别人都要喊他帮帮场子。

他在酒场之上叱咤风云，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他都选择一口shot了。无论是领导还是司机，他都一视同仁，绝不见风使舵。他是活跃气氛的好手，他对处长讲低俗笑话，又对地产老板讲高雅往事。有人说，他很好地完成了一个副陪的职责。

他说，他之前在胶州谋生活，然后通过喝酒，一路从胶州混到了济南城区。

多年以来，他陪文化宫的领导喝酒，陪地市级刊物的编辑喝酒，陪卖枣的老板喝酒，喝了这么多场酒之后，他终于在自己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一个没有酒精存在的世界。

想要搞懂山东文化，首先就要搞懂酒桌文化——这是我们采风半个月后，在枣庄的一家连锁酒店大堂内，经过激烈探讨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那个十二月份的枣庄的夜晚，开完会的我们决定出门觅食。夜风整夜地打着气旋，从微山湖一路冲撞到永兴路，其中一阵风扑到了我们身上，它比要绞碎我们身上披挂的月光还凶狠。同事说，天好冷，喝一点吗。我说，可以喝，但不要规矩。另一个同事说，当然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