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核心在于如何诠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时，早期的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诠释，而且基于不同的理解，各自建立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并长期相对互不干涉的独立运行。十九世纪未，西方文化开始以暴力的方式对我们强势冲击，其物理层面的压倒性优势导致我们对自身文明产生了严重怀疑。一度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高层甚至彻底否定了中华文明，甘作西方的奴隶。时至今日，在物理世界与西方差距不断缩小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缺乏自信，面对西方的引诱和暗影中的胡适幽灵，支撑自身的除了爱国激情和对祖先的难以割舍，依然找不到由衷而彻底的文化自信。

难道中华文化真的低西方一等？我们与西方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让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以及对待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不同态度，来辨识一下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

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居住地固定，生产方式固定，是一种群居协作的防守型文明，这在五千年前就定型了。以农耕种植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使我们在防守外患之余，很自然的重点关注两件事，这两个关注则孕育出了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的两个鲜明特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首先关注的是天地自然的孕化规律。关注的目的很朴实，就是想让大地生长出更多的食物。但关注的结果非常惊人，不仅认知了客观物理世界，还发现了精、气、神、灵，和阴阳转换的内在逻辑，总结出了天人合一、物我不二、道法自然、生生不息的完整思想体系。这种对人与自然的认知宏大而透彻，其广度和深度远超其它文明。

而西方人在早期面对自然时的思考非常简陋。从结果来看，甚至可以说，他们并没有思考。欧洲早期乃至中世纪的许多族群都以渔猎游牧为生，没有固定单一的食物来源，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长期在移动和探险中，与自然对抗。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导致他们更加关注自然界的外在展现，无暇顾及深层次的内在逻辑。而自然界的表面现象就是，资源有限，弱肉强食，力量是获取资源的最佳保障。这种认知本质上和结构更加简单的生命体并没有多少差异。                                                               

中华文明在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开始进一步关注族群内部的和谐与稳固。这第二个关注则孕育了我们特有的道德人伦体系。对于有固定食物来源的农耕定居群体来说，防外患之余，内部成员定位的准确和行为方式的规范是提高群体生产效率的首要保障。为此，我们制定了特有的宗法人伦体系。人伦系统给成员在群体中的血脉关系设置了复杂而精准的名称，祖、父、兄、妹、姑、嫂、叔、侄、姨、舅、堂、表.....，并且又进一步确定各种关系之间的基本行为规范，这形成一个严密的网状结构，可以轻松准确地限定个体的坐标，并结合规则对其行为作出约束。人伦规范大大减少了内部协作过程中不必要的矛盾和内耗，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同时突出了群体利益，进而催生了特有的家国文化、天下为公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

而西方没有这么复杂的人伦，从他们对亲属高度概括的模糊称呼是无法分辨出长幼尊卑的，这些称呼模糊到连母系和父系都识别不清。如果结合西方神话中让人极度震惊的乱伦关系，我们会发现，其人伦尺度其实并没有比动物世界高明多少。这说明他们并不重视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群体行为规范，这种忽视，与早期高自由度散居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相契合，是他们长时间漠视群体利益、缺失群体价值评判的本源。对公序的漠视发展到当前，就演变成了张扬的个性和无度的人权，公然忽略人类最为高贵的牺牲奉献精神，将人性的放纵与贪婪彻底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这让人类的公共价值失去了意义，间接把人类与无序生存的低等生命并列了。

而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和道德人伦体系，非常鲜明的区别于西方，我们始终在努力引领和呼唤着良知。至今，我们仍然运用特有的人天思维和人伦忠孝体系，严格束缚着人性中的丑陋，弘扬着人性中的美善，这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进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中华文明无论内在的气度和胸怀，还是表面的温柔与善良，都足以让西方世界羞愧。

西方文明推崇的是力量与勇气，这确实创造和改变了世界，但其创造和改变的过程，却给人类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翻阅历史的伤痕，卸掉勇气的伪装，我们能找到的其实只有贪婪、冷酷和放纵，这将人类的精神境界一度拉低到了魔鬼的尺度，连野兽都为之战栗了。

而冷静下来进一步观察，如果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深度对比，我们最终会发现两者面对世界的观察角度及后续的处理方式，根本上就是完全对立的。

面对自然时，我们整体观察，天地人三位一体，无有高下，天人合一，物我不二。要注意，这种观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观察者的个体形象。自我何在？是谁在观察？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无处不在的觉知力的感悟和认同，而这充满虚空的灵气就是自然、就是自我、就是人、就是道、就是宇宙万相。这种极度深奥的不可道的思想，不仅诠释了人与自然的终极关系，其理论内核其实已经突破三维立体世界，触及到了意识思维难以解构的领域。在大道之中，我们与宇宙合而为一，不仅找不到人与自然的界线、自我与世界的界线，也找不到物质与意识的界线，人与神的界线。自我觉知与大道完美契合，通达万相，无所不在，这是中华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至高境界。在努力理解祖先境界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这种化身为上帝的觉知高度，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极限，是西方以数理逻辑为核心的思维体系永远无法企及的。

而西方对自然的认知则集中于物理外表，其观察的角度和之后的处理方式简单而粗暴。首先，我思故我在，强调了一个用来认知的个体，这个起点就与我们直接对立。其次，这个观察的个体还是神圣的，是被一种不可知的称为上帝的力量特意创造出来的，而他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和统御世界。显然，个体与自然清楚的割裂，而且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与我们的观察完全对立。更要强调的是，把自我的来源交给万能的上帝，这种懒惰的处理方式还衍生出了严重的危害，那就是：一些族群以神灵为借口，无端地自我膨胀，凭借意淫所产生的种族优越感，为蹂躏其它族群自创了可怕的合法性。他们无耻地为所欲为，人兽不分，这种对人性低线的公然挑衅和侮辱，造成了人类道德良知的严重退化，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另外，在神创论的诱导下，西方人对待自然的态度除了傲慢的优越感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外，还感兴趣的可能就剩下所谓的血统了。同样是对自然的改造，中国人明确为的是天下，西方的慌言背后，根本上则是为了自我、为了血统。抛开自我，就血统这种东西，在我们一般只用来鉴别动物，这可以说也是与西方对立的了。

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东西方的对立就更加明显了。

中华文明几乎从起始就有了“公共”的概念，据说黄帝当年统一部族之后，特意铸造了一尊“九鼎”，也就是一口大锅，他把所有的首领聚集起来，象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然后就飞升了。这次聚会的意义空前绝后，他告诉子孙后代，“孩子们，这里是你们的家，这里全是你们的家人，记住，要永远爱你们的家人爱你们的家。”这就是最初的中国人，从开始就是一家人的中国人。古往今来，勤劳勇敢的子子孙孙，从不遗忘祖先的嘱托，为了华夏家园，他们披荆斩棘，前赴后继，肝胆相照，视死如归，用血肉铸就了人类文明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八千年腥风血雨，一个又一个勇敢、顽强、绚丽、璀璨的文明倒下了，胜利者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肆意狂欢，而每次抬头，都会看到一尊巨大身躯，傲然矗立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先祖，一代又一代顶天立顶、气吐山河的华夏英魂。

八千年不倒神话，不是随便哪个民族都能成就的。人类文明的史册用鲜血书写，无数的民族，没写出一句话，血就流干了。中国人写了八千年，却仍然还在书写，凭什么？凭的是大公无私，是杀身成仁，是鞠躬精粹，是精忠报国，是舍身取义、利家、利国、利天下的激情和气魄。这就是骨子里的中国人，一个无我的民族，一个忠勇无畏的民族，一个真真正正正大光明的民族。我们不求个性，只求大同。在我们这里，家国永远大于自我，责任永远重于利益，这就是我们的个性，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的个性。

西方人则就完全相反了，个人的个性、个体的利益被放在了第一位，人权甚至被推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要注意，这个夸张的高度，很大程度上与公序良俗是背道而驰的。个人权利如果神圣，公序如何维持？西方的态度是立法，但是细看下来，法规与其说是为了维持公序，倒不如说是为了保护私有利益。真正维护西方公序良俗的，其实是宗教，是宗教的最后审判，并不是我们被普遍告知的所谓契约精神，或者什么普世价值观。最可笑就是西方的普世，一群吸血鬼披着人皮，居然对中国人大谈普世。中华民族生来普世，我们敬天爱人时，他们还没从树上下来，现在居然装起了教师爷。

至于如何用契约和最终审判来维持和震慑社会秩序，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只需知道的是，西方文明将个体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这是兽性的另一种表现，与我们家国一体主动维护公序良俗的自觉文明，是完全对立的。

摆了这么多对立，最后只为了这一句：两个根基彻底对立的文明体是无法合谐统一的，不要有什么美丽的幻想。

现实摆在面前，历史的考验就在当下，面对这九万里河山，回望祖先的英魂，我们这一代必需嗔目横刀、顶天立地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