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尤其是涉及民族史、民族习俗、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存在两种偏向：其一，在研究指向和研究结论上，过于注重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二，主观地一味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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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偏向一度成为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一种风气，强调“特殊性”的研究，往往在社科项目中更容易立项；相应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容易在期刊上发表；甚至在成果评选中，这样的研究往往还更容易获奖，难怪有人趋之若鹜。

【资料图】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客观效果是这样的“研究”凸显夸大了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不同点和差异，淡化乃至抹杀了各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面，这样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各民族在交流、交往和交融中逐渐形成壮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在现实中构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在涉及少数民族历史、习俗、宗教和文化的研究中，主观地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已经导致研究成果的情绪化和非学术化。在一些族别史的研究中，缺乏可靠史料的支撑，“以文代史”或者“以传说代史”，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被捕风捉影地无限上溯。

主观地突出某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导致诸多研究成果的混乱：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被不同的少数民族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些影响巨大的史诗传说或历史典籍，被多个少数民族视为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

这种主观倾向还导致研究逻辑的混乱：某一地域的文化遗存，被想当然地判定为现今这片地域上主要居住民族的创造，全然不顾历史上这片地域曾经迁徙居住过多个民族;某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无名氏的作品，被现今说此语言人数较多的民族“独占”为本民族的创作，完全无视历史上和现实中另有其他诸多民族也使用同样的语言。

更有甚者，毫无依据地将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判定为现今的某一少数民族，进而将其功勋和著作，视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已经很难说是严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了。

现实是依历史的事实和逻辑生成的。以中原地区为根基的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的源远流长，是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交流、交往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已经证明，各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中华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入其中壮大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事实。

因此，要纠正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上述两种偏向，在民族问题研究中，应依据历史造就的现实，将研究的重点和导向，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上来，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各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华文化生成的历史进程上来，深入探究其中的事实、功能和机制。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给定的。只有这样，相关的民族研究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才能抓住历史文化进程的主流，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于现实的学术。

作者：高波，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