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三种教育模式：中国儒家的传道模式，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模式，还有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研讨班(Seminar)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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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模式的方法就是韩愈所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中国注释，模仿，工匠式教育的典型。学生只能试图理解祖师的思想方法，但是不能质疑，挑战，和创新。否则只能另投其他祖师，形成各门派的江湖之争。中国儒家的各大学派，都是在注释上下功夫，旧瓶装新酒。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实践上多样创新，理论上却没有产生新的学派，只在马克思，儒家，和西方经济学的旗号下，竞相发表应用和模仿的文章，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问题出在方法论，而非思想贫乏。

对话模式最典型的代表，希腊古典时代有柏拉图《理想国》，近代科学有伽利略《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1638），和我的导师普里戈金《混沌产生有序：人和自然的新对话》（1984）。中国的经典著作，《庄子内篇》中庄子和惠施的对话，也属于类似的风格。对话的特点是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可以比较不同视角的差别和得失，比自己一派人之间的讨论，更有利于发现新的思路。能做这种对话的只有大师级的领军人物。

德国研究型大学开创的研讨班模式，是现代科学革命的新发展模式，其重大成果包括量子论，相对论，生物遗传学，和当代复杂科学的发展。其特点是多种思路的竞争和交锋，大大扩展了科学创新的眼界。我在文革后的1981年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普里戈金研究中心，经历研讨班模式的严峻考验时，年已36岁。风险和挑战之大，在年龄上早已过了物理学家典型的研究高峰期，还要改行进入理论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新领域。

幸运的是，这种研讨班的学习模式，我早在1960年上海格致中学的五年制试验班，中五6班体验过了。那时我只有16岁。开创这一教学模式的就是今天我要祭奠的黄松年老师。他是上海格致中学的资深数学老师，也是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组织者。黄松年和华罗庚先生的弟子，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龚生教授有长期的交流关系，所以能在中学数学竞赛的预备读物中，介绍和培养数学前沿的知识和方法。这在欧洲的著名中学并不罕见，在中国却几乎是凤毛麟角。他开创的研讨班教学模式，我的观察，比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开创的少年班还要有示范价值。我下面就来给大家分享黄松年老师的传奇故事。

1958年的科学大跃进是非常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土法炼钢和粮食密植。1958年上海做教改试验，选了三所中学，格致中学是其中之一，有新招考的6个班学生参加试验，和已有的高中4个班竞争。上海自编的改革教材雄心很大，把高中3年的数理课程压缩到2年，外加大学1年级的核心内容。格致中学的领导有上海共青团学生地下党的传统，非常鼓励学生干部的积极性。我在1958年担任实验班6个班的学生年级工作组长。分班时我向校长和教导主任提了一个建议，把传统的按地域分班改为按数学入学考试成绩分班。目的是和格致中学的竞争对手上海中学竞争上海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校领导非常支持。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就集中在中五6班。主持数学竞赛的黄松年老师就负责教数学课。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课，黄松年老师在黑板上写完一个问题的证明方法，就有学生举手说他有更简单的证明方法。黄松年老师让这名学生上黑板展示后，大加赞赏。后面所有的讲课，都只提出问题，让同学们竞争给出最好的解法。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老师的教学风格突破了韩愈的儒家传统。有数学天赋的学生积聚竞争，和体育艺术尖子积聚竞争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工匠传统有偏见。似乎体育和艺术的尖子可以鼓励，科学的尖子却不利公平。这是中国科学教育始终落后于先进国家的小农意识。至今没有改变。我1963年在北京科大当班长时也组织了类似的研讨班，第二年就受到批判，撤销班长职务。1996年在北大任教，试图推动研讨班模式，也是寸步难行。期待下届科技部的改革，能够改革中国科学教育的传统模式。鼓励学生自主创新。

中五6班两年的数学教育，黄松年老师都在努力收集各国数学的难题，来对付这群喂不饱的学生。我记得最难的数学题来自匈牙利，其次是苏联，法国，日本。大考和高考都是学生自己组织复习，也就是出墙报，学生们自己贴出复习大纲和解题技巧。贴出推荐的问题解法。记得高考前突然发现教材没有高三的解析几何，学生们自己花了2周时间自学就搞定了。

1962年毕业时，华罗庚先生来格致中学讲演，黄松年老师动员了4个学生报考1958年才初创的北京中国科大，那年只招500人。格致中学去了9人。我们班数学最好的虞吉林进了科大力学系，成为爆破力学专家，科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余德浩和马晓云进了数学系。余德浩是科学院应用数学所的所长。马晓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考入清华的凌复云文革后也到美国留学，先后成为数字通讯领域的带头人。本人进了科大物理系。我1980年到美国留学时已经36岁。美国大学校刊嘲笑我们是文革“失落的一代”。但是，第一次考试我就名列第一。我惊奇的发现，美国大学研究生的考题难度，还不如黄松年老师组织的上海初中数学竞赛的难度。后来我在美国2所大学的考试门门第一，基本功都是黄松年老师的研讨班训练的。中五6班出的科学人才，超过我在中科大读本科，和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的比例。如果格致中学能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将来在人才培养上能够更上层楼。

目前国内赶超高科技，往往用高薪重奖来招募人才。我的观察，科学家成功的关键在天赋，兴趣，和好奇心，不是名利。能否成才的机遇在能否遇到黄松年老师这样的伯乐。给培养和发现科学人才的老师发重奖，才能提高中学教师的地位，改变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中国崛起，才能和西方竞争科学人才和科学创新。

清明节祭奠黄松年老师，感谢你的高尚情操和教学眼界。愿中国未来出现更多黄松年老师这样的伯乐，能像普朗克那样发现未来的爱因斯坦。

附上余德浩同学送来的黄松年老师的照片。以及1962年9月格致中学中五6班的毕业照。第3排右数第7人为黄松年老师，第9人为凌复云。第2排右数第3人为马晓云。第5排左起第1人是余德浩，第2人是虞吉林。第4排左起第6人是本文作者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