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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微头条丨经济和制度的悖论
2023-04-16 21:40:58 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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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公元636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给唐太宗李世民提了一个建议:“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

缗是串钱用的绳子,一缗能串一千钱,所以缗也就成了货币单位,一缗等于一千钱,数百万缗就是数十亿钱。

在百废待兴的贞观年间,不管怎么算,这都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收入。

但李世民拒绝了权万纪的建议:“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

李世民说,他贵为皇帝,要的不是钱而是人才,随后李世民以“专言税银之利”,罢黜了权万纪,让他回家闭门思过。

这件事有好几种解读角度。

可以说是李世民求贤若渴,可以说是儒家的道德观削弱了国家财政,甚至可以说是权万纪不懂为官之道,但这篇文章想说的是另一个角度——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古代王朝不讲经济,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

秦汉隋唐是中国历史的上升期,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宋元明清是中国历史的衰落期,除了短暂的雄起以外,总是国力不济社会疲沓。

中国历史的两个千年截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王朝不讲经济”起码是原因之一,也是汉唐强盛明清衰败的历史规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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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

不论是秦汉的三公九卿、郡县制、军功授田也好,隋唐的三省六部、州县制、计口授田也罢,社会经济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也可以说是政府官员主导的。

而秦汉隋唐时期的生产力不发达,市场经济也不繁荣,那么在政府主导社会经济的背景下,经济很容易实现大一统,利出于一。

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统筹财富和资源,进行日常运作、救灾、战争等大型事务,却很少遇到纯粹经济层面的抵制和反弹。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对抗,几乎都是地方豪强和中央集权的权利矛盾,而不是政策调整、作物种植等经济问题。

于是在制度层面,中央集权的国家和政府,完全可以涵盖社会经济,形成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的合力,打造出强悍的国家机器。

强汉盛唐,就这样走入历史。

可以说,生产力不发达,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是汉唐强盛的重要基础。

于是“不讲经济”的秦皇汉武唐宗,才能尽情挥洒天赐的雄才大略,秦汉隋唐和周边部族的技术代差,也被强悍的国家机器无限放大,千年来总体是走上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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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宋朝开始,随着江南开发成熟、占城稻的种植、炼铁水平进步等因素,中国的生产力极大发展,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有了存在的基础。

于是宋元明清的主要经济力量是市场经济,秦汉那种国家垄断大部分经济的模式很难生存下去,隋唐那种国家分配土地的模式也没有复兴的可能。

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土地买卖租赁和远程贸易的规模,逐渐壮大起来。

在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国家里,中央政府不能如臂使指的主导经济,就意味着政权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

而且王朝政权内部和市场经济主体内部,都有复杂的派系斗争、地域斗争、市场斗争等等,为了生存下来,市场经济的主体们必须在政权内部,寻找一座靠山,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这种例子有很多,如李鸿章和盛宣怀、左宗棠和胡雪岩、严嵩和沈一石。

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繁荣了,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但这也导致政治和经济不能形成合力,很多时间都处于剧烈内耗之中,并衍生出强大的官僚资本势力。

在宋元明清时期,国家想回到汉唐那种强盛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出现王安石、朱元璋、乾隆这种不世出的强势人物,凭借强人的力量,压服朝野各派,凝聚共识。

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王朝总是出现几个高光时刻以后,便迅速回到疲软拖沓的状态,很难和汉唐一样,长期保持进取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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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市场经济的主体执掌政权,能不能把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呢?

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重文抑武的南北宋,土木堡之变开启的中晚明,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权,结果可谓是两场大灾难。

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国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来调集、分配财富资源,这种上层建筑传导到社会上,便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那么当市场经济的主体拥有政权以后,首先要做的就不是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到长城大海以外开拓市场,而是利用到手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利益被他人侵占。

等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以后,他们便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然后要做的,便是掀起残酷的内部斗争,加固这份权力。

宋明那些拥有土地、当铺、丝绸店、矿山的士大夫们,就是这么做的。

这点和美国很不一样。

美国源自西欧,西欧源自罗马和希腊,历史和地理决定了这些国家不需要政治上的、制度上的中央集权,也就没有这样的传统。

于是当资本主义理论、共同的利益、社交圈子把市场经济的主体团结在一起时,他们通过竞选议员、推举总统等方式,便形成了经济层面的、虚化的中央集权,比较容易形成政权和经济的合力。

不论他们有什么内部斗争,起码在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共识的,也比较容易建成国内高层的统一战线。

所以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就成了世界资产阶级最后的退路,即便几十年后美国衰落了,可能这层属性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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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前一千年,中国的制度优势,产生了秦汉隋唐等强盛国家,指哪打哪所向披靡。

但后一千年的市场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除了政治强人整合资源,缔造短暂的强盛局面以外,总趋势是疲软甚至走下坡路的。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要说的历史规律,可以做为解释中国历史变化的角度之一。

这个历史规律,用到现代也是相通的。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经济层面的大一统,于是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形成合力,虽然不怎么富裕,但举国一致,不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后三十年实行了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的政治属性减弱,幸福指数直线上升,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代价就是举国一致不再存在,各种内耗都出来了。

当然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着先后继承关系,不能互相否定,这篇文章也不是要评价前后三十年,只是聊个历史规律罢了。

至于以后如何在国家政权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持久的平衡,并提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理论,凝聚人民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相信,这种事就和算法似的,只要有大量的案例、经验、事实投喂,终究是可以做到的。

毕竟现在的生产力和古代的生产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应该比古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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