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饭局上这么一个高中生的无心之问，给我整乐了。他说：

资本家看到反映底层人民的小说会被感动吗？

(相关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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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一个法官看到一个人无法伸冤、为了给父母报仇而杀掉仇人的案件会动容吗？

通常来说，会的。

但是，这案子到了自己手里，他会给此人判无罪吗？

显然不能。

如何解释这个差异？因为“动容”是作为“人”而言的，判刑则是作为“法官”这个社会身份应做的。

如果能理解这个差异，那么从性质上说，“资本家”与“法官”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二者都是社会身份而不是“人”。

作为社会身份的“法官”需要维护的是法律与秩序，而作为社会身份的“资本家”的天职则是尽一切可能让自己的资本增殖。

无论他们作为个人对个体命运的悲剧如何感动，只要切换到“资本家”这个身份上来，他们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如此，那就愧对他们资本家的身份。

实际上，如果多看一看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的话，就会知道这种想法的错误。

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而在这段文字之前，他写了：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玩意儿老百姓看得懂吗？今天你把北大学生全拉出来，除了中文、历史这类专业外，剩下的人几乎不会有能把字都读对的。

历代注杜诗的大家，几乎无一不是朝廷高官。也只有那些受过极好教育的读书人，才知道杜甫写这些诗写的是什么。

但这并不能改变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的事实。

即便历史上真有不少清正廉洁的好官，愿意用自己的努力造一个朗朗乾坤、太平世界，但历史显然也证明，这玩意儿靠个人的努力是没多大用的。

而说回到资本家的问题上——与很多人想的相反，其实在现实中，艺术作品的鉴赏需要一定的门槛，越是好的作品越是需要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人才能鉴赏出来。普通人生活中更喜欢看的，则是那些娱乐性的内容，对他们而言，看几个搞笑的段子远比欣赏一本大部头的小说有意思得多。

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之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水线化，很多“反应底层生活的小说”，本身就是文化工业领域的“资本家”们发掘甚至有意创造出来的。如果说他们不懂、不理解这些作品，显然也不会推出他们，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有哪些资本家的行为。

比如说邵逸夫——大多数人的大学里，应该都有一栋逸夫楼，实际上邵逸夫的确是以乐善好施而著称的，他为贫困群体做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了解香港电影史的人应该知道，邵逸夫在圈子里的“恶名”很大。如果你想找一个影视产业里资本家的样本，那你就直接去看邵逸夫，他简直就是资本家的教材。

作为资本家的邵逸夫和作为慈善家的邵逸夫，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只拿影视领域的成就来说，如果邵逸夫不是资本家，他早就在香港激烈的影视产业竞争中被吞并了，而不可能有今天的知名度。

当然，还有一些资本家从小就对文艺没任何兴趣，或者干脆就接受了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认为穷人的一切悲剧都是他们自己不努力。对于这种人来说，看到那些好的文艺作品也未必会有什么感动，只会觉得这些人是自作自受。这显然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法官是法律和国家秩序的人格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教师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人格化……能够区分作为身份的“人”与作为生物个体的“人”，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如果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那就是“有一部分资本家会在看到好的反应底层人生活的小说之后感动，而有一部分不会”——但无论会与不会，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去做事。也就是说，指望靠几本小说就感动资本家发善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就算资本家真的如邵逸夫一样发了善心，那他们也会一边做慈善，一边毫不手软地进行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