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李鸿章死了之后，第一个给李鸿章写传记的名人是梁启超。

按道理说，梁启超作为当年的维新派，且整个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而李鸿章又是清廷所倚仗的肱股之臣，梁启超理应是对其没什么好印象的。但是，在《李鸿章评传》里，梁启超却说：

【资料图】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诽谤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而其对李鸿章的总结也可谓简洁：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

对于李鸿章的功过，其谓：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而对于李鸿章功过的分析，其谓：

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最后，梁启超对李鸿章如是评价：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之所以非常值得参考，一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就以博学多才而著称，且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二是梁启超本身就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李鸿章的了解会比今天的人更加详细和具体；三则是梁启超与李鸿章其实也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共戴天之仇：

李鸿章的第一个传记是死后两个月由梁启超写的。在写作此传的两年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慈禧严旨，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了。但梁启超在写作传记时强调“自己跟李鸿章政治上是公敌，其私交也泛泛”，但“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他写李鸿章的传记的用意“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梁启超《李鸿章传》雷颐序）

难道说梁启超不知道李鸿章贪污之类的事情么？当然是知道的。但是站在历史这个尺度上，这些事情反倒是小事。

对于李鸿章的外交评价，梁启超客观地讲到，中国俗儒骂李鸿章秦桧者最多。但这种言论出于市井野人之口，问题不大，但如果士大夫也这么说，那就跟疯狗乱叫差不多了，“狂吠”而已。（梁启超《李鸿章传》雷颐序）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对于历史人物，你的作品立意越大、格局越大，历史人物的私德其实就越没有那么重要。

李林甫“口蜜腹剑”的典故人尽皆知，李林甫的私德当然也不算好。但是，只要多了解一下玄宗朝的各种问题，就会发现玄宗重用李林甫，绝非是李林甫溜须拍马玩得好，而是他真的能在当时解决一些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且能压服边镇。如果你的目的是反应唐朝当时的社会历史，那么李林甫的私德所占的比重其实就很小了。

《走向共和》这部剧的立意很明确，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尽管，这个立意在当时有着很明显的现实指涉，且很多主题的表现过于急切和浅白，但无可否认，站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李鸿章的很多问题——即便是私德上的问题，也正如前面梁启超所说：

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只不过，站在观众的角度，大多数人还是更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去评判人物。因为这种思维解释起来简单，也不费脑子。对于许多看电视只为消遣娱乐的人来说，这就够了。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看到一些历史公认的“坏人”呈现出与自己期待的不同的样貌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XX是不是在洗白XX”。

下面有个高赞答案说：

在西方世界观强势的年代，这部剧一出，当然给人耳目一新，颇有道理的印象，直接被推上神坛。后来时事变幻，西方价值观逐渐在中国走衰，再看这部剧，就会觉得有些幼稚，脱离事实。因为《走向共和》的主题:中国的出路是西方宪政，越来越不被中国人认可。进而像李鸿章这样为了迎合主题，偏向性选取历史魔改出来的艺术形象，当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这个说法的落脚点，也不是洗白与否，而是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逻辑之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合理的问题。本质上，这依然是一个创作层面的问题，而与“洗白”之类无甚关系。

在这个角度上说，其实100多年前写《李鸿章传》的梁启超，反而比如今的很多人站的位置还要高得多。

《走向共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一个典型的“主题先行”的作品。这种命题作文的成败，全看主题的水平高低。而《走向共和》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主题太过于简略。

就拿晚清时期的宪政改革来说，其实从维新派到立宪派再到革命党，在国家民主化和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上是有共识的。只不过，不同的群体基于各自的认知和立场，对于国家的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思路。事实上，即便是到了民国时期，从民国建立之初到抗战之前，整个中国对于国家体制建设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当时，较有影响力的方案不下几十种，只不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不去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话，是肯定不会知道这个事的。毕竟，我们的中小学历史书是不教也没必要教这些东西的。

如果说当年《走向共和》能够站在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视角，凸显民国前后不同群体对体制改革的不同看法与实践，这样人物的形象会更为丰满和立体，其价值会大的多的多，也更能经历时间的考验。

但是，我的这个批判也只能算是马后炮，因为站在2000年前后的历史关口，《走向共和》的主题算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换成我去创作，大概率也不会写的比这个更好。

在这个角度上说，尽管《走向共和》在艺术价值上已经显得不足，但若我们将其视为反应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潮变化的一个标本，它的价值却可以说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