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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赢得对美国的竞争，根本还在科技创新，创造新的财富增量。从中国的经济周期和产业周期，及社会发展周期所在阶段来看，财富增量的创造只能来自科技和产业的升级和增长。过去40年中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双轮驱动的高速增长，财富存量和增量都聚集在城市房地产——且房地产成为信用扩张（货币增长）的锚定物和放大器，反过来支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周期，是典型的正向循环反馈。翟东升教授看到根本矛盾是国内消费不足，源头是分配不足——要实施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动力就没有了。国内房地产除了一二线城市，应该都会处在下行周期，未来30年将进入科技创新与消费增长和升级双轮驱动的新的经济与产业增长周期，这也是典型的正向循环反馈：目前来看科技创新驱动经过近十年的政策调整已经进入了轨道，但是消费——源头是分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包括任何制度上大的变革，这也会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卡点。但自古以来调整利益分配，一向是最艰难的改革。。。

为什么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仍然有增长的动力？科技创新和消费增长和升级的发动机依然会是人才、资金和财富聚集的高地一、二线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基本条件是智力密集、资本密集和人才密集——人才智力资本持续增密聚能的中心城市，然后产业不断外溢扩散到三四线城市，比如深圳、上海就是典型。

我理解翟东升教授的核心意思，就是通过中央政府发债的方式提升国民普遍福利，尤其是年轻人的基本保障，减轻国民负担。同时也是一种比较隐秘的向社会中下层转移财富的方式——不容易带来社会阶层或集团对抗的改善社会分配的方式。翟东升有一个核心观点是：人民币负债本质上不是债，而是税，是以债呈现的国家征税——向国内富人及全球征税（全球发债）。日本国债实质上就是如此，日本能实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比较小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翟东升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军力增长到目前全球第二的地位，完全具备实施这个制度安排的条件，而且实施晚了，越晚越被动。是自己掐自己的脖子，喂养美国等发达国家。

以资本基本原理来看，本质上目前全球经济下行，是因为最近十年没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带来新的大的财富增量拉动，全球全国都是存量竞争，陷入了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非两个方式——一是科技创新，或者政府投资，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量和就业增量来对冲。二是提升社会福利，通过分配调整向中下层转移财富、增加收入。

翟东升教授提出的观点具有现实可行性，把国内经济大循环最重要的动力驱动消费增长驱动的国民收入增加、负担减少化解了，同时因为年轻人生活学习负担减轻，基本生活有保障，年轻人的创造力能获得更好的激发和点燃，创造更多创新创业机会——敢于下场，敢于尝试，而社会创新的动力源头也是年轻一代，对科技创新是更底层更深厚的支持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