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国历史，有三大朝代深受宦官专政之害，分别是东汉、唐朝与明朝。其中明朝之宦官专权虽与东汉、唐朝有本质区别（无法威胁皇权），但明代宦官之首往往掌管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还控制着一些经济部分的实权，比如担任税监；甚至掌控军队，巡检地方、担任监军，故明代宦官专权的程度和危害也更为严重。

论及明代诸宦，自然要提到著名的“明代四大宦官”，分别是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宪宗时期的汪直、明武宗时期的刘瑾以及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

王振凭借英宗喜爱，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专权八年，被英宗称为先生。公卿大臣称之为翁父，争相攀附。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王振为显其威，力劝英宗亲征，但闻前线稍败，加之准备不足，只得仓皇撤军。谁知王振又邀请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在土木被瓦剌兵追上，明军本就缺粮疲乏，加之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在瓦剌军的围攻下大军奔溃，京师三大营精锐几乎全军覆没，英宗北狩，明朝国运中衰。

(资料图)

明武宗

刘瑾以侍奉太子朱厚照获得宠信，武宗即位后权倾朝野，很快便升至内官监掌印太监，又受命掌控京师三大营之一的“三千营”。靠逢迎武宗玩乐，刘瑾地位稳固，屡受弹劾而不倒，甚至还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外廷以焦芳为爪牙，大肆迫害朝臣。自正德二年（1507年）起，刘瑾直接控制了官员升降任免，百官见他纷纷跪拜，时人称为“立皇帝”，而明武宗则被称为“坐皇帝”，寓意掌握大权的人是刘瑾而非武宗。

明熹宗

魏忠贤是明朝名气最大、为祸最多的宦官，天启年间深受明熹宗信任，出任司礼秉笔太监，以致被世人称作“九千九百岁”。魏忠贤利用明熹宗宠信排除异己，结党营私、专断国政，以致天下“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实际上，懵懂无知的明熹宗已经成为了魏忠贤的傀儡，明王朝迎来了最为黑暗的宦官专政时期。

相比较而言，汪直与其他三人同为明朝四大宦官，但名气小了许多。尽管汪直也是不折不扣的权宦，得宠期间做了不少有违国法之事。但总体而言，汪直为祸程度远小于其他三人，更让不少观众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明朝权宦居然还做过不少“利国利民”之事，甚至在对外战略也展现出了一定军事才能，远非王振、刘瑾之辈可比。

事实也证明，汪直作为明朝四大宦官中唯一善终者，确实有其非凡之处。

【穷乡僻壤走出的天下权宦】

据《明史》记载，汪直为广西桂平县大藤峡人，“汪直者，大藤峡瑶种也。”而“瑶种”二字，也可证明汪直应该是瑶民后代。明代大藤峡地处偏远，且民风淳朴，常与地方流官冲突。这样的地方出生的汪直，为何会步入京师，一步步成为权倾天下的宦官呢？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记载，汪直确为瑶民，之所以入宫，是因为成化元年大藤瑶民起义后，汪直“以叛被籍”押至京师，后经宫刑进入大内，最初为昭德宫内使，侍候明宪宗宠妃万氏（即后来的万贵妃），后升任御马监太监，为明宪宗掌管御马。汪直办事伶俐，深得明宪宗宠信，在宫中地位逐渐上升。

成化十二年(1476)，有黑眚现于宫中，妖人李子龙用巫术勾结太监韦舍，进入内宫图谋不轨。事发后，李子龙等人被诛杀，明宪宗对此深为不满，急迫寻人了解宫外事宜。汪直常年办事机灵、深得宪宗之心，宪宗令其改换服饰，率人出宫探听消息。自此，汪直地位直线上升，西厂设立任西厂提督，飞扬跋扈、结党营私、欺君罔上、残害忠良，为天下所厌。后因监军辽东有功，总领京兵精锐“团营”，开明代禁军掌于宦官之先河。

汪直统领西厂，权势最盛时完全压过东厂、锦衣卫，是当时势力最旺的特务机构。此后巡边辽东、总领京兵精锐，汪直手中职权远超王振。而他多行残虐之事，据载巡边辽东时，要求御史、主事等官员都迎拜于马首，稍有怠慢即被鞭挞示罪。在汪直的威逼下，各地都御史害怕不已，都携带弓箭前往迎谒，在百里之外设帐等候。兵部侍郎马文升当时正在辽东抚谕，听闻汪直到来后不以礼相迎，结果被汪直诬陷，扣上“引发辽东激变”的帽子，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从此，汪直威势倾天下。

在朝内，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大学士商辂是当世名臣、明朝唯一一位连中三元者，就汪直祸国乱民据理力争，要求废除西厂、罢免汪直。汪直听闻后大为恼怒，诬陷商辂曾收受指挥使杨晔的贿赂，御史戴晋又颂扬汪直的功劳，请求恢复他在西厂的职务，商辂深知无力扳倒汪直，只能请求致仕。

商辂离开以后，史称在朝各官皆俯首低眉唯汪直是从，再未有敢于和汪直抗衡之人：

“士大夫益俯首事（汪）直，无敢与抗者矣”。

【汪直的另一面—武举制度的完善者，突出的军事才能】

汪直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一面人尽皆知，但他的另一面则鲜有人提及。从某种程度来说，汪直与魏忠贤、王振、刘瑾之流有着本质区别，他有着不俗的执政素养，在巡边数年中启衅之事少，平边之事多，甚至能提拔良臣、容忍忤逆。

在政策方面，汪直也提出了多项创新，比如他就提议完善了此前有诸多缺陷的武举制度。

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习武之人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至明朝初年，武举考察内容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

明朝武举创始时间甚早，但始终未成定制，总体选拔较为混乱，并无法为国家找到真正的军事人才。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成化年间，太监汪直发现了武举考核过程中的混乱之处，向宪宗提出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即仿照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录取进士的办法选拔习武之才。

这一建议得到宪宗采纳，并推广至全国，直至崇祯年间。明朝的立武学、用武举始于洪武二十年（1397年），但此后直到成化年间均未有定制，在选拔军事人才中未发挥重要作用。汪直奏请的意义在于把武科扩大到乡试和会试，使武举逐渐发展成为与一般文士考试相平行的体系，整体规划详实、充分考量了当时的国家军事形势，有助于打击武将功勋集团世袭，利于武科人材的全面选拔。

成化十五年（1479年），宪宗命汪直巡边辽东。成化十六年（1480年）三月，汪直与朱永、王越率领兵马出塞外，在威宁袭击寇贼，破敌而归。《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袭敌于威宁，破之。”

成化十七年（1481年）八月，瓦剌部哈剌辉特部首领亦思马因率领大军侵扰大同，宪宗命威宁伯王越佩征西将军印镇守，汪直担任监军，两人通力合作，最终击退亦思马因所部，保障了边境稳定。《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马因寇大同，以威宁伯王越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太监汪直监其军。”

【汪直知人善任、惩治不法的一面】

汪直固然有残害忠臣的一面，但他在很多时候也以知人善任，甚至可以容忍忤逆，展现出不俗的个人素养。

明宪宗设立西厂后，由汪直担任西厂提督。虽然西厂是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但在某些时候也起到监察不法的职责。《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记载，福建建宁卫指挥使杨晔与其父杨泰依仗权势欺压地方、尽行不法之事，作恶后潜逃至京城，藏在姐夫中书舍人董玙家。西厂校尉立即逮捕了杨晔、董玙。杨家被抄家，杨晔死于狱中，杨泰被斩首，涉案官员董玙等也被贬官。

“建宁卫指挥杨晔，故少师荣曾孙也，与父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玙所。玙为请瑛，瑛阳诺而驰报直。直即捕晔、玙考讯，三琶之。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晔不胜苦，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士伟所。直不复奏请，捕士伟下狱，并掠其妻孥。狱具，晔死狱中，泰论斩，士伟等皆谪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皆无故被收案。”

此外，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以进贡为名，大肆搜捕上百艘船只，并且使用这些船只贩卖私盐，所到之处鱼肉百姓、残害地方，天下为之所害，武城县官府人员因据理力争，居然被覃力朋射杀。汪直得知后，不仅没有袒护，而赶忙向宪宗禀告实情，随后派出人员将覃力朋抓获问罪。

当时不少朝臣对于汪直的擅权颇为不满，但他此举使不少原先的反对者都逐渐改变态度。朝臣李宾时任左都御史，认为汪直的一些举措“深切时弊”，有效避免了宦官利用运河贪赃枉法。

在世人印象中，得罪汪直者，或被迫辞官、或被西厂以种种理由加害，但在某些时候，汪直也展现出大度的一面。

杨继宗

杨继宗是明朝有名的清官，有“明朝天下第一清官”之美称。成化初年，杨继宗在地方任事，当时宦官当权，凡外出地方官必以礼相送，杨继宗对此颇为不满。有一宦官路过，向杨继宗索要钱财，被严词拒绝，此事后被上报至汪直。汪直趁杨继宗进京之机欲召见其，结果又被严词拒绝。

《后渠杂识》有载，杨继宗的母亲去世后，他归乡丁忧。汪直听闻后，一方面敬重杨继宗的名声，另一方面也想主动和杨继宗等正直朝臣示好，亲自前往祭拜。那是汪直第一次见到杨继宗，他在墓前跪拜行礼后来到杨继宗身前，用手捋着杨继宗的胡须说：

“比闻杨继宗名，今貌乃尔。”（“早就听闻杨继宗大名，今日得见，没想到如此丑陋。”）

杨继宗不卑不亢，有力回击道：“继宗貌陋，但亏体辱亲，未之敢也。”（“杨继宗虽然长相丑陋，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旁人都以为汪直会因此大怒，没想到权倾天下的汪直居然默不作声，事后也未为难杨继宗。

事后，明宪宗有一次在交谈中提起朝觐诸官，遂随口问汪直：“朝觐官的官员中哪个最廉洁？”（“朝觐官孰廉？”）杨继宗虽没给汪直好脸色，面对他的召见充耳不闻，但汪直仍直言说道：“天下不爱钱的人，只有杨继宗一人。”（“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

成化六年，陈选迁河南副使，寻改督学政，立教如南畿。当时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见其皆行跪拜之礼，独陈选拒绝。汪直相当不满，问道：“你是什么官？”陈选回答：“我是提举副使。”汪直轻蔑说道：“难道比都御史还大？”意在要求陈选下跪。

陈选丝毫不为汪直气焰所恐吓，义正言辞道：“提举自然比不过都御史，但作为人师，不敢做自己作践自己的事。”（“提学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师，不敢自诎辱。”）汪直为陈选的耿直所震动，居然没有惩罚他，反倒“好语遣之”。

汪直力荐秦纮的故事更加颠覆了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秦纮为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在朝期间曾任长期在西北和南方边区担任巡抚总督，为官兢兢业业，为明代边疆地区稳定，尤其是西北九边重镇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明史》称赞为“一代之能臣”。

这样的正直之臣，自然不免和汪直发生冲突。《明史纪事本末》就记载了汪直与秦纮的一段故事。成化十七年，汪直因事前往宣府巡查，沿路各官员都卑躬屈膝地对他行礼，唯独巡抚宣府都御史秦纮不受汪直胁迫，不仅不对他行礼，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反驳汪直，但汪直也没有计较。

汪直回朝后，秦纮就写奏章向宪宗明确奏报了汪直违法之事。汪直回京后拜见明宪宗，宪宗问起巡抚官员中谁最贤能，汪直独独称赞起秦纮，说他为官清廉忠诚且极有才干。宪宗听闻大为惊讶，拿出秦纮的奏章给汪直看，汪直看后连忙磕头，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仍然称赞秦纮的贤能，并未改变看法。

“直叩头伏罪，称纮贤不置。”

成化十六年，兵科给事中孙博上奏弹劾汪直，表示东西二厂缉事旗校都只是一些干杂役的下人，但却随便欺辱上官，应该禁止这种行为。汪直听说孙博的上奏涉及西厂，非常生气，将其召来当面责问。没想到孙博不卑不亢有理有据，说得汪直心服口服，不仅没有为难孙博，反而奏请孙博为西征的记功官，每次出征，必要带上孙博一起前去。

孙博对此非常不满，没想到汪直每次出征都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才能，孙博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甚至上奏赞扬汪直，并且与汪直同功受赏，由给事中（正七品）升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正五品）。

【结语】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样性。正如辩证法给我们的启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不能一棍子敲死某位历史人物，这种做法是对历史真相的不负责态度。

汪直给人印象一向残酷暴虐、欺君罔上，是明朝四大宦官之一，被视作成化年间朝政黑暗的始作俑者。然而，翻阅一些史书不被人重视的边边角角，也可以发现汪直的另一面—他有不错的军事才能，遇事也可容人，甚至面对弹劾仍能直言进谏。

谈论历史，就必须要公正批判历史人物。汪直固然有其负面影响，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另一面也应该被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