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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路风的《新火》

最近几年来，“产业升级”的提法虽然不时出现在经济政策的陈述中，但并没有被置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提到时也没有被赋予这个概念本来的含义。为什么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会受到忽视？这似乎与经济政策的“范式”变化有关。几年前，当经历了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在诸如世界经济衰退等条件下暴露出许多问题时，经济政策突然转向以一个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教科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于是经济政策转向事实上的紧缩。那时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声音最大的阶段。在他们看来，投资是万恶之源（导致政府权力过大、粗放发展等），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通过紧缩实现经济的平衡，由此释放出来的市场机制可以让中国经济自动升级，也就是释放出“红利”。

不过，上述逻辑是从教科书经济学搬过来的，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1980年代后半期的通货膨胀，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92年之后的经济过热，以及1990年代后半期的国企亏损、银行呆坏账剧增和通货紧缩，等等。每一次“危机”的化解都是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即通过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尽管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但是这一次，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根据教科书经济学的说法，它会带来奇迹。但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究其原因，是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也不奇怪，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思维第一次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上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帮助中国经济渡过多次激流险滩的“实事求是”思维也就弱化了。

坚持从教条出发就会罔顾事实。例如，目前中国材料工业的产能过剩与房地产泡沫有关；煤炭的过剩既与经济增长下滑有关，也与能源转换有关；东莞的关厂潮与低成本加工组装工业在外需下降时的过剩有关（其实，这种模式早就该淘汰，为什么没听说浙江那些土生土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关厂潮？）。一句话：都有具体的原因。如果以这些例子为根据就说中国制造不行了，往坏了说是别有用心（如“中国崩溃论”），往好了说则是太天真、太幼稚。中国刚刚经历了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历史上罕见的高增长阶段，突然就说中国存在着一大批“僵尸企业”，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令人意外的减速，至少部分地是2013年紧缩政策的结果。从时间顺序上看，是先有紧缩政策，然后才出现企业大面积遭遇困难。在这种条件下，硬说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可以说是倒果为因。

按照教科书经济学的教条，如果不实行私有制和自由化，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中国经济发展了，而且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当然，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明显地市场化了，也确实建立了产权制度。但与新古典教条的预言不同，也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祥林嫂般地喋喋不休不同，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内生于中国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个时点上被自上而下全盘强加的。中国30多年的经验是，改革与发展是互动的或互为因果的，从来没有遵循谁是谁的先决条件的教条。产业升级之所以重要，首先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继续，而改革可以内生于升级和发展的过程。新古典教条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也就提供不了如何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非要相信并执行这些教条，那就只有采取“休克疗法”，其恶果早就被俄罗斯的激进市场改革经验所证明。

越是在世界经济遭遇衰退或危机的时候，处于竞争关系的各国就越可能采取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所以“工业4.0”是德国版的产业升级，先进制造计划和工业互联网是美国版的产业升级（尽管其内容包括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但其也被设想为在新制造技术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