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年轻人都喜欢冲动,等到他们冷静下来,又经常对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
7月14日,河南的翟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冤枉。需要说明一下,虽然被称作先生,但这哥们只是一个大四学生,属于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年轻小伙。
大四学生翟先生之所以觉得冤枉,是因为他曾经与一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子约好见面,但双方没有发生关系,按照翟先生的理解,没发生关系就不算嫖娼,“我大四了,因为这个拘留,学校对我作出处罚,延迟一年毕业”。
(相关资料图)
几个月后,翟先生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接受调查,随后其被行政拘留5日。认为自己啥都没干的翟先生觉得不服,“我认为我不属于嫖娼,我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而且我是主动拒绝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在主观意志上是拒绝的”。
当地政府显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并表示这已经是从轻处罚了,“他提起了行政复议,复议结果也是维持原决定。如果他还是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至于为什么要约这名女子,翟先生表示自己主要是出于好奇,“我是一名大四毕业生,2022年11月16日,我在陌陌上认识一名女子,加微信后得知她是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出于好奇,我和她约好见面,见了之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是不对的,便以没看上她为由,拒绝跟她发生关系”。
当然,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双方之前谈的价格是400元,翟先生给了对方100元作为路费。
显然,跟翟先生同样“好奇”的人还有不少。
2021年9月份,复旦大学一口气开除了1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生,这三位被开除的原因都是嫖娼。
被开除后,其中1人认为“处分决定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法律适用均错误,目的不合法”,诉请撤销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同时要求对学校学籍管理相关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随后,这个人的上诉被法院驳回。
从网友的反映来看,大部分人对学校的处理还是支持的。
而不管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这些群体跟嫖娼联系起来的时候,画风总是变得非同一般。
去年7月份,网友“老兵”联系媒体曝光自己的女婿胡某,称其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生,“长期沉迷于嫖娼导致学业荒疏,全职读博8年至今无法毕业”。
博士延期毕业的不在少数,但因为沉迷嫖娼无法毕业的,还真没几个。
根据“老兵”的描述,胡某因为延迟毕业,学校停发了他的生活补助,还是妻子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没想到女婿竟还拿着这点生活费去嫖娼”。
这位胡某还跑到北京安定医院成瘾医学科给自己挂了个号,根据病例描述,其“自2018年无明显诱因出现多次找小姐”“有女朋友也会找小姐““感觉自己很多精力花在这件事情上,影响工作生活”。
根据“老兵”的描述,自己之前真没想到会找了这么个极品女婿,“当年之所以同意结婚,也正是看中了女婿博士在读,是个文化人”。
显然,文化人并不等于不嫖娼,情况甚至还正相反。
根据潘绥铭教授在2015年的第四次抽样调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反而更可能有过性交易,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有过性交易的比例为14.2%,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有过性交易的比例则高达23.9%。
虽然抽样调查可能有偏差,但至少说明学历不是免疫嫖娼的预防针。
当然,大专以上学历的人也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成年人,这些人显然跟还在上学的人不是一个群体。
这些还在上学的人接触到性服务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有一点偶然性。
2005年南京一个大四学生在参加完研究生考试之后,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洗澡放松,然后就遇到一位服务小姐主动搭讪,表示可以提供特殊服务。根据新闻报道,这位大学生“经不住小姐的软磨硬泡,抱着好奇的心理”欣然接受了“服务”。
一个多月后,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性病……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校园里的嫖娼者也对网络越来越依赖。
南京大学生染上性病10年后,南昌一名大三学生通过QQ发现了附近的卖淫信息,年轻人行动力相当强,果断联系了对方。完事后两个人正准备离开,刚好被发现情况的警察给堵到。根据盘问,这位大学生以400元的价格跟女方达成交易,这个价格跟上面那个翟先生谈的价格一样,行情可以说相当稳定了。
而不少人也都发现,学校里的嫖娼群体需求旺盛、经济压力小、社会经验少,简直是最好的客户群体。
需求强到什么程度呢?2014年8月30日,海口一名女家长刚领着孩子从学校里出来,一名男子趁其不备从身后抢夺手提包。家长抓住手提包不放,该男子立刻朝家长腿部踢了几脚,家长忍不住疼痛松开手,那抢劫男子立刻抢走手提包逃跑。
这哥们跑了100多米,居然停了下来开始清点包里的现金,然后顺利被追在后面的警察戴了个正着。根据他的交代,自己是海南某高校大一学生,3天前手里的生活费只剩下200,然后自己就拿出150块去嫖了个娼,嫖完发现自己手里只有几十块钱,于是临时决定抢包回回血。
吃饭钱都没了也要去嫖,这不是刚需还有什么是刚需?于是,自然有人盯上了这块“肥肉”。
2021年5月,新华社记者发现,很多国外社交网站的聊天群中,每天会发布大量卖淫人员照片、个人资料等信息,有些群组同时在线人数能超过1000人。
这些发布照片信息的人,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监管才“出口转内销”,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就是学生群体。
记者根据“服务人员”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对方,在交谈中“服务人员”表示,来玩的人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
不止如此,有些天赋异禀的大学生没有跟其他人一样为了寻求刺激去嫖娼,而是另辟蹊径搞起了招嫖平台。
2019年9月,太原迎新街派出所的民警终于成功加入了一个“王者荣耀开黑群”,只不过这个群不是用来开黑打游戏的,里面也不允许随意聊天。
群里不聊游戏,而是不断更新各种女性照片以及联系方式,还有一些外人难以看懂的描述,比如“400次,1600y”,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是“400一次,1600包夜”。
根据警方的审问,群主是一名软件开发专业的大四在校生,正在准备考研,按他自己的说法,之所以搞招嫖群是“图个乐子”,“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兴趣爱好,这方面感觉挺新奇挺新鲜的”。
这哥们为了保证女方信息的真实性,还会亲自加对方好友进行联络和确认,这么“敬业”又不赚钱,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图什么。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大四群主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群公告中也写道:“如果没有经验,怕被跳啥的,私聊我,教你怎么防跳。”
这里的“跳”指的是仙人跳,简单说就是借着女色诱饵进行敲诈。对于缺乏经验的在校嫖客来说,被“跳”是大概率事件。
2019年,刚到北京上大学的军某被人问需不需要色情服务,跟所有案例一样,我们充满“好奇”的大学生答应了对方的询问。随后,对方给了军某一个微信号,他联系上对方之后,又得到一个微信号,第二个微信才是女方。
双方联系上后就约在酒店见面,军某看到女方进浴室洗澡,那是相当兴奋,谁知道人家出来之后直接递给他一个电话,“他拿过电话以后,对方就说我们挺不容易的,现在北京查的也严,你看看是不是应该给点辛苦费?他意思有很多兄弟在下面,如果你不给的话就报警”。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小军,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嫖娼吧?
在对方的威胁下,军某给对方转了近一万块钱,这些钱是自己一年的生活费。到了第二天,军某还是报了警,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抢包的勇气。
更多的时候,对方会采取更加柔和一点的方式,也就是骗。
同样是2019年,深圳龙岗区大学生小李在网上搜到了不正当服务,并选择了600元的“服务项目”。等他在酒店开好房房间,对方又让他再转1000元“风险押金”才能安排“小妹”。
转完“风险押金”,对方又以财务目前没有1000元面额的押金单,只有2000元的为由,让小李再交1000元押金,并承诺最终都会退款。等得口干舌燥的小李愤怒地取消订单,并要求对方退款,对方表示退款要走流程,第二天下午才能退。
不甘心的小李再次搜索附近的人,重新付服务费押金,折腾到最后还是没有“小妹”来,然后他第三次开始了熟悉的操作……经过一晚上折腾,这位仁兄一共转了将近6000元,结果连人影都没见到。
不过,年轻的嫖客们也有反杀的时候。
2006年11月3日,四川达州市17岁高中生文春(化名)经过发廊时,因为禁不住老板娘引诱,跟发廊中一位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到宾馆过夜。在两人相处过程中,女孩向其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父母离异、奶奶去世的过往,并表示自己是在他人威逼利诱下,被迫到发廊卖淫,“我现在好想家,好想回学校读书”。
这位年轻人经过痛苦的思索,带着女孩到通川区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报了案,当天上午,警方刑拘了发廊老板符某、杨某,女孩被遣返回贵州老家。
虽然警方因为他有立功表现免于治安处罚,但还是通知了父母要对他进行加强教育。
不过,这些奇葩案例只能让我们看到学生群体会嫖娼,甚至规模还不算小,但到底有多少却没人能说得清。
2005年,韩国关东大学医学院教授李圭殷(音)以韩国江原道东海岸地区三所大学的339名男生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近1/3的男生曾有买春经历,其中有53.2%的人表示,在与朋友们喝酒时即兴发生,其次是出于好奇心(37.2%)和为解决性欲(33%)等。
虽然国情不同,但不管哪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根据潘绥铭教授2015年的调查结果,找小姐比例最高的是25—29岁的群体,其次就是18—24岁的群体,这个年龄段基本上就是上大学的年龄。
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大学在校生难以确定,但结合前面受教育程度越高性交易比例也越高的数据,难免会让人产生疑虑。
而在潘绥铭1997年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男大学生有41.6%可能会嫖娼,当然,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则少之又少。20多年后情况有没有比较大的变化,恐怕就没人知道了。
因为缺乏数据,大部分人也就只能从各种画风清奇的新闻中一窥学生嫖娼的现象。
这其中最经典的一则传闻,是2001年的一条离谱新闻。
当时有报道称,北京某高校八名大学男生竟然每人出资50元,合伙将一位“小姐”偷偷带入学生宿舍集体奸宿。不料,第二天清早,由于不堪一夜的体力透支,“小姐”在溜出宿舍大门时昏倒在地,结果事情败露。
因为年代久远并经过无数次转载,这篇报道的原始出处已经难以找寻,不过报道中还采访了大学老师,“耿博士说,现在,不但‘鸡’进入到学校,而且个别学生为了物质上的享受甚至自己去做‘鸡’或‘鸭’”。
报道中,另一位社科院研究员则认为,这些大学生突破了道德底线,“不要说他们的行为有悖于知识分子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就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被他们突破了”。
这篇报道很快引起了其他媒体的注意,结果在报道中发表观点的研究员发表声明说,自己和原文作者并不相识,当时作者没有说清“集体奸宿‘小姐’”的事,只是通过电话采访,让他就相关事件发表意见,“我只从社会学角度发表了观点”。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文章作者,发现她是一名女士,“这是我一个同学告诉我的,我不想扩大了,实在不便告诉你。没想到这事炒得那么严重,毕竟不光彩,也没意思”。
随后,记者一再追问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位女士称确有其事,学校已悄悄处理了,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最后也没闹明白,只不过整个事件开始不断在互联网上流传,并衍生出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版本,但故事内核倒是完整保留下来了。
这个段子的流传就像学生嫖娼现象的一个缩影:似乎所有人都默认它存在,但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漂浮在水面的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碎片,巨大的冰山主体则淹没在漆黑的水中。
就是不知道下次类似的新闻再出现,会不会是有大学生想要白嫖。
参考资料:
潘绥铭:2000-2015年四次全国总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分析结果
北京晨报:北京有关部门正调查“大学生集体奸宿”真相
新华社:招嫖网站“出口转内销”?黑手竟伸向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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