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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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环江西经济圈”，可能是每个江西人不可言说的痛。

然而回顾历史，江西曾经和江南省（苏皖沪）并称“两江”，王勃在《滕王阁序》里也写到：“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可见在历史上，江西是非常繁荣的。

那从繁荣到衰败，江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贸易线路的变迁，决定了江西的兴衰。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江西是一片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不仅经济落后，定居人口也少得可怜，西汉末年是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江西境内也只有6.7万户、35万人，集中在鄱阳湖到南昌一带。

直到“永嘉南渡”以后，江西才迎来第一次爆发。

那时由于中原战乱不休，大量的世族和流民举家迁徙到长江以南谋生，东晋朝廷便在江西和福建设立江州，把一部分世族和流民安置在这里，而为了制衡长江上游的荆州，东晋把武昌也划入江州，做为建康和荆州的缓冲地区。

从此开始，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传入江西。

江西，逐渐和中原接轨。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江西只能发展成一个普通省份，根本不可能以繁荣著称，那江西的第二个爆发点是什么？

答案就是——中外贸易。

隋炀帝开通的大运河打通了南北交流的渠道，于是从隋唐起，南北的人口物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流通，扬州和杭州等城市，也受益于大运河的经济效益，一直繁荣到今天。

同样是在隋唐时期，因为造船技术的极大进步，海上贸易也逐渐兴盛起来，那些阿拉伯商人便把金器和香料贩运到广州销售，然后采购茶叶、瓷器、笔墨等物品回到阿拉伯。

既然中国市场打通了，海外市场也打通了，如何打通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就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以北京为起点，经大运河到洛阳、开封、扬州便进入长江，然后自长江逆流而上可到鄱阳湖。

再从鄱阳湖西面进入赣江，经南昌、吉安、赣州进入章水，就能到江西南部的大余县。

从江西大余县走陆路到广东南雄，在这里进入浈江便能到韶关、广州，和阿拉伯商人进行交易，直接参与海外贸易。

这条贸易线最关键的，就是江西大余县到广东南雄的一段陆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宰相张九龄建议唐玄宗：“秦军征伐岭南时，在大庾岭修了一条八公里的陆路，现在已经荒废了，我们重修一下，就能把江西和广东联系起来。”

唐玄宗接受了张九龄的建议，命人重修了大庾岭古道，并设立驿站，让其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南北通道。

这样一来，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章水——大庾岭——浈江——南海的交通线路彻底打通，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可以走向世界，海外的香料、金银器也能逆流而上进入中国市场。

中外南北就此联系起来。

这条贸易线的核心枢纽自然是广州，但必经之路却是江西。

所以随着中外南北的资本商品不断流动，江西也逐渐崛起为中国的经济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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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黄金时代，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长三角。

随着中外贸易线的出现，大量人口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迁居到江西，于是江西便有了充沛的劳动力，开发出大量的田地。

晚唐时期，江西就出现“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的盛况，每年为弥补国家财政缺额而征收的40万贯茶税，江西浮梁县就要上缴15万贯。

北宋给东南六路的漕粮定额是600万石，其中江西就要承担120万石，南宋更是提高到200万石，每年征收的1781万斤实物茶叶，江西就要交462万斤。

由此可见，江西的粮食生产能力有多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有多大。

如果你穿越回古代的江西，大概率不用担心闹饥荒，存活率比山河四省要高得多。

而在地区经济方面，江西更加出色。

景德镇的瓷器只要造出来，很快就能运到鄱阳湖，经贸易线销往中外南北的各个地方，非常方便。而瓷器畅销带来的利润，又促使景德镇的瓷器工艺精益求精，在这样的正循环之下，景德镇最终成为瓷器的代名词。

因为依赖水路运输，江西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据一份流传下来的资料显示，北宋真宗年间，全国共造船2916艘，江西的赣州和吉安就造了1130艘，占据40%的份额。

商品流动也造就了大量的知名城市，例如鄱阳湖附近的九江、南昌、饶州都因为靠近贸易线而繁荣起来，吉安和赣州更不用说了，做为赣江沿岸的大城市，能提供衣食住行的便利，本身就是资本的汇聚点、商品的中转站。

就连现在不知名的樟树镇、吴城镇、河口镇，都因为具备了物资集散地的功能，和景德镇一起并成为天下四大名镇。

而城镇繁荣的背后，是完善的制瓷、造船、运输、餐饮、服装产业链，在这些产业链上谋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能水涨船高，获得丰厚的收益。

可以说，贸易线贯通江西以后，江西就没有一个地方不受益。

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必然会带动文化和教育。

汉朝时期，江西的经济不发达导致文化落后，也就没什么知名人物和朝廷高官，以至于能被史书列传的江西人只有三个，典型的文教荒漠。

但是到了宋朝，在地方经济崛起和科举兴盛的双重作用下，江西直接出了5442名进士，其中三人成为“唐宋八大家”里的大咖——欧阳修是紧邻赣江的吉安永丰人，王安石和曾巩是赣江以东200公里的抚州人。

要说他们三人的文化成就，和贯通中外南北的贸易线没有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明朝时的江西文教延续了以往的辉煌，在淮西勋贵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江西吉安人解缙、金幼孜、宜春人杨士奇逐渐成为永乐朝的重臣，手里的笔杆子决定着大明朝的走向。

后来解缙死于非命，金幼孜和杨士奇则辅佐了朱高炽和朱瞻基，在洪熙、宣德两朝位高权重。他们还利用职务之便，积极给江西的父老乡亲们谋福利，把江西的举人录取名额提高到50人，和北直隶并列全国第一，在制度上成为科举大省。

于是在明朝时期，江西出了10466名举人、17名状元、16名榜眼、22名探花。

这些人做官之后，又会积极提携江西的同乡晚辈，结果就是从朝廷到府县、从内阁到督抚都遍布着江西人，号称“朝士半江西”，地位最高的自然是嘉靖年间的严阁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的江西，相当于现在的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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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诏书，下令关闭江苏、浙江、福建的海关，只保留广东海关做为对外贸易的窗口，称为“一口通商。”

乾隆皇帝的本意是把中外贸易限定在广州，方便朝廷管理和征税，但反过来看，“一口通商”事实上确定了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浈江这条贸易线的垄断地位。

垄断是暴利的源头，于是江西在“一口通商”的大背景下，获得了比以往更丰厚的利益，地区经济和封建王朝一起，走向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不过呢，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江西经历了最辉煌的百年后，便迎来最惨烈的衰落。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宣布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

这样一来，广州便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那条中外南北的贸易线也失去垄断地位。

而由于蒸汽轮船的出现，长江也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天险，而是连接东西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川渝、两湖的资本和商品，可以沿着长江直抵上海。

这意味着，曾经运行千年的南北向运河贸易线，在生产力和国际局势的推动下，转变为东西向的长江贸易线。

于是上海崛起为近代最成功的城市，江西的地位急剧衰落，吉安、赣州等城市因为远离长江，境遇和曾经的辉煌简直是天壤之别——“商贾懋迁，因利乘便，岂肯舍近图远再出广东，以致赣关绝无大宗货物经过。”

樟树和吴城的经济规模减少80%以上，因为“向之冲途，今为迂道，故商埠寥寥形见。”

如果就这样的话，江西只是回到普通省份的地位，凭借千年的积累，地区经济也不至于太差，但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江西又遭遇了两次重击。

其一是1861年中英签订的《九江租地约》，宣布九江开埠，九江成为江西商品进入长江的主要通道。

九江开埠，意味着英国可以在九江直接收购江西原材料，并向江西倾销英国的工业制成品。而英国有关税保护特权，这就降低了英国货的成本，可以低价销售迅速占领江西市场。同时英国还在九江设立关卡，向途径九江的江西商品征收重税，提高成本，逼商人们以高价销售。

这样一来，江西商品没有任何竞争力。

到了1880年左右，英国便掌握了江西茶叶的定价权，“江西业茶者富实降为穷户，农民依茶而活，遂苦不可支”，洋布、洋油、洋糖也占据江西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原本以织布为生的江西妇女则“愁叹坐食，机杼不闻。”

至此，江西商人大量破产，自然经济彻底瓦解，那些千年形成的完善产业链，被冲击的七零八落。

其二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彻底摧毁了江西的基础。

1853年2月，太平军进入江西，此后12年，江西始终是太平军和湘军的主战场之一。

两军交战必然要大规模杀戮，造成无辜的人口死亡。战争会破坏地方经济环境，那么在战后便要出现饥荒。死亡的人口不能及时掩埋，瘟疫便要随之而起。而且太平军和湘军在行军路上，往往伴随着抢劫、屠杀、奸淫等恶劣行为。

于是经过战争的摧残，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西人口减少了1172万，近乎腰斩，结果就是大量的农田抛荒，粮食产量不足。

然而，江西的噩梦依然没有结束。

曾国藩在江西作战期间，为了解决湘军的军费，曾在商货来往频繁的地方设立关卡，抽取总价值1%的商税，称之为厘金。

战争结束后，清朝要重建财政系统，地方政府要抽税弥补亏空，便把这种厘金制度保留下来，于是景德镇的瓷器运到上海，要交纳18道厘金，武宁的茶叶运到九江，每百斤需要交4.3两白银的厘金。

这样一来，在洋货倾销下仅存的江西经济，也被榨的一干二净，商家纷纷歇业关门，农民只能靠一亩三分地糊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西就彻底衰落了。

其他省份面临近代的大变局，或多或少都有奋起直追的举动，但江西的精英阶层是完全置身事外的。

例如维新人士文廷式，想在萍乡创办煤矿，一步步向近代工商业靠拢，结果地方士绅们围攻，死活不允许文廷式办煤矿。维新运动时各省都在创办新学，江西没有一所。东南各省都曾派青年赴美留学，江西没有一人。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就是因为千年以来江西实在太成功了，地主士绅和读书科举绑定的太深，说好听的是“民风淳朴、文节俱高”，说不好听的就是地主士绅凭借读书、做官、买田成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江西的精英阶层，不愿意地方权力脱离他们的掌控，同时受到成功路径的羁绊，不愿意走出舒适圈，迎接新时代的新挑战。

1906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1936年，从广州至长沙、武昌的粤汉铁路正式通车，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不再经过江西。

这两件事，在社会文教、交通物流这两个造成江西崛起的层面，宣告了江西千年辉煌正式结束。

而后来新中国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为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往往用湖南、福建等省份的现有条件，来承接新的经济建设任务，而不是用其他省份的资源，来重塑一个新江西。

于是呢，近代开始衰落的江西，便成为“环江西经济圈”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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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和山西其实挺像的，都是因贸易线到来而辉煌、因贸易线离去而没落。

江西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位于北京到广州这条贸易线的黄金地带，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必经之路，一直从唐朝繁荣到清朝。

而山西连接陕西、河南和内蒙古，成为陆地对外贸易的必经之路，从汉朝繁荣到唐朝，即便是经济重心南移的明清时期，还有为边关运粮崛起的山西盐商、经营票号纵横九万里的晋商。

可一旦贸易线转移，江西便成了“环江西经济圈”，山西只能靠挖煤维持生计。

世界其他地方，也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规律。

例如陆地丝绸之路兴盛的时候，中亚的穆斯林们非常开明，科技爆炸文化耀眼，撒马尔罕也是人头攒动挥汗如雨的大城市。但是丝绸之路从陆地转移到海上的时候，整个中西亚地区陷入一片死寂，反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马尼拉，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所以吧，看不见摸不着的贸易线，以及贸易线上形成的产业链和产业分工，才是地区兴衰和财富分配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在选择定居城市、工作行业的时候，这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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