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怎样的商纣王
2023-08-11 16:53:50 来源: 唉呀妈呀脑瓜疼

作者:南郭刘勃

来源:公众号“不是东西刘老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一个研究甲骨文中关于商代祭祀的内容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传世文献,那么他有可能得出结论:商朝末代的王,比起他的祖先来,是个很有人道精神的好人。

甲骨文显示,有一个叫武丁的商王,在位时间很长,杀人也特别凶暴。他祭祀时候杀的人,占到卜辞记录的人祭总数的60%还多。规模最大的时候,一次就可以用上千人来做牺牲。相比较而言,最后的商王祭祀祖先的次数少,每次杀人,不超过30人,比武丁那是差得太远了。

这时候你把《史记·殷本纪》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按照《殷本纪》的说法,武丁才是圣明又仁慈的君主,他统治期间,“修政行德,天下咸欢”。相反,那位末代商王叫帝辛,也就是所谓“纣”,是一位最典型的暴君。

这个人这时候很可能会认为,传世文献不可靠,都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污蔑之词。当然,也就不免有人要做翻案文章,说商纣其实是好人,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太公望那一串儿,则是卑鄙的阴谋家。

思维比较健全的人,大抵不会对这种摊煎饼式的翻案感兴趣。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最容易的事,但对接近事实,明白事理,一点帮助也没有。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已经把商纣的劣迹怎样逐步增多的过程,梳理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还可以做点补充工作的是:不同的时代,把商纣塑造成一个恶人的动机,其实非常不同。

西周时代:商朝的亡国之君

梳理《尚书》中比较可靠的篇目的信息,会发现商纣的罪名并不太多。顾颉刚先生总结了六条:

第一,也是最大的罪名——酗酒

其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其三,是登用小人。

其四,是听信妇言。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六条可以分为三组。二、三、六三条,可以归为一组,用意主要是安抚投降过来的殷商贵族。

政治斗争这件事,有些地方是很套路的:到了一个政权的后期,经常会出现利益集团坐大,最高统治者被架空的局面。统治者要想夺回权力,就只能从社会中下层寻找支持者。所以,他如果成功了,就是广开贤路励精图治,而如果失败了,就是亲小人远贤臣。

而越是涉及到核心权力的争夺,越是不能承认这是利益之争,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两条路线的斗争。商代人迷信鬼神,所以祭祀权是最核心的问题。

甲骨文研究的权威董作宾先生,曾作过一篇《殷代礼制中的新旧两派》。其中讲到,商纣和他父亲帝乙,主张新派祭祀,而之前的商王武乙、文丁,则都是复古派。所以,所谓“不留心祭祀”,是指不按照旧派的方式祭祀。当然,表现也包括祭祀时杀人减少了。

国内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就要勾结境外势力求翻盘。周灭商的时候,是有大量商的贵族投奔周朝的。周灭商之后,要让他们顺心,当然也不免要恢复一下商人的旧派祭祀法。

有部叫《逸周书》的古书,其中有一篇《世俘解》,记录很多周武王灭商之后的暴力行为,祭祀场面血腥恐怖得不得了。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证据,总体上都显示,周人确实比商人要温和人道,这里为什么如此残暴呢?一来是新政权建立要通过杀戮来立威,二来就是安抚投降过来的殷商贵族的一种手段。

当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商朝灭亡于结构性的危机,商纣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第一条和第四条,商纣好酒色,这又是一组。这是周文化对商文化的批判。

《尚书》里讲,商人太爱喝酒,结果酒气飘到天上,上天闻着都很不爽,商人这才失去了上天的庇护,商朝才灭亡的。

考古发现,商朝人喜欢喝酒,不是商纣时期才出现的腐化堕落,而是一贯如此。绝大多数商族贵族,死后别的陪葬品可以不要,酒壶酒杯之类的酒器(专有名词有一大堆),一定要要带上。甚至于说,可以直接根据陪葬酒器的规格,判断墓主人地位的高低。我们知道到了周朝就不这样了,周朝讲究所谓“鼎簋组合”,鼎和簋都是装食物的。所以也可以说,周灭商,是一伙饭桶,取代了一群酒鬼。

商代女性地位比较高。现如今,武丁的妻子妇好堪称大名鼎鼎,她一个女子,却可以手持代表王权的斧钺,统帅大军作战。另外,史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傅说,其实性别成迷。后世流行的说法,傅说当然是男的,可是也有一些谈天文的书说,傅说是后宫里的一个女巫。

所以,商纣“惟妇言是用”,不但以今天的政治正确看来没什么问题,也符合商代古老的传统。

周人把这两条标举出来,体现了要把商族人改造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臣民的决心。但把这归结为商纣个人的劣迹而不是商族的传统文化,则是缓解商人的抵触情绪的高明策略。

第五条单列,批判商纣“我生不有命在天”的错误思想,这是周人伟大的文化创造。

商人崇拜的对象是“帝”,他们偶尔也会用到“天”字,但似乎只是“大”的异体字,并不代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周人崇拜的才是天。

崇拜帝还是崇拜天,并不是只是神明的名字不同而已。

帝是最伟大的神,帝通过商的历代先王传达意志,或者帝的意志就体现为商先王的意志。于是帝和商人的关系,比较类似《圣经·旧约》中上帝和犹太人的关系:商人是帝的选民,帝只会护佑商人永远取得成功。

周人对天的理解,却有点像《圣经·新约》中人类和上帝的关系。周人崇拜天,天却不仅属于周人。哪个族群的领导人表现好,就会得到上天的垂青,被任命为人间的统治者。这叫做“得天命”。而所谓表现好,重点又并不在于为天提供丰厚的祭品,而是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所谓不要拿水当镜子,要拿人民当镜子(《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通鉴。)。

天命系乎人心,这个观念把人这种小小的生物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是民本思想的源头。而天命可以转移的设定,则为周当前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因为天命观念如此重要,所以商纣有没有说过“我生不有命在天”并不重要,只是作为前朝的亡国之君,商纣有义务说这么一句蠢话。

二 战国到西汉:亡国之君的通用模板

顾颉刚的统计,商纣的劣迹,在战国时增加了二十七件,到西汉又增加了二十三件。

应该指出,战国、西汉时大量涌现的商纣的罪名,并不见得都是后人捏造的。西周批判商纣的时候,罗列的罪行一定比我们今天从《尚书》里见到的多得多。只是那时候文字不那么普及,很多罪名没有被写下来,又有很多罪名写下来了也没保存下来,所以后人读不到了而已。战国知识大爆炸,很多原来只是口耳相传的东西,才都被书之竹帛了。

这个时候,商朝已经亡了大几百年,商纣连死老虎都算不上,所以批判商朝这个政治目的,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不过春秋以来,所谓“弑君五十六,亡国七十二”,什么样的国君会被杀死,什么样的国家会被消灭,却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既然商纣是个典型的亡国之君,大家就拿他当模板了。荀子说:

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这句话说得其实不完全准确。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亡国”,所以把会导致亡国的行为,都安在商纣身上,倒不一定是恶行。比如荀子的学生,著名的阴谋论小能手韩非子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费仲对商纣说:“西伯侯姬昌很贤能,老百姓喜欢他,诸侯归附他,这种人一定要杀掉,不杀,将来就会成为祸患。”纣王不明白这么也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费仲说:

“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多破的帽子也是要戴在头上的,多精美的鞋子也是要踩在地下的,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别。西伯侯这只破鞋现在却在做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于为主子出力,这是不可以不杀的。再说,“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杀臣子,还不是怎么杀怎么有理,您有什么顾忌的呢?

但韩非版的商纣很傻很天真,坚持说:“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我们的舆论导向,就是提倡仁义。现在姬昌喜欢仁义,杀他是不对的。费仲三次劝说无效,商朝就灭亡了。

这个故事里,商纣就一点也不邪恶。因为韩非认为,邪恶是不会导致亡国的,丧失刑赏的权柄才会,所以他笔下的商纣,就走了呆萌路线。

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毕竟还是鼓吹仁义道德的儒家是主流,残暴和亡国紧密结合,所以商纣故事里的暴行才越来越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系统的叙事,也不仅仅是给商纣加暴行,实际上他们还有一个兴趣,就是提升商纣的能力。

如《史记·殷本纪》在指出商纣是一个暴君的同时,司马迁也在努力渲染商纣的才华:

资辨捷疾,闻见甚敏;——商纣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

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商纣力大无穷,能徒手与猛兽格斗(其他书上还有纣倒曳九牛,能够托梁换柱之类的段子)。

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商纣的智力足以拒绝任何劝谏,言辞足以掩盖任何错误。所以你没有办法劝他,说不过他;你以为他犯了错误,但你听他高谈阔论一番,就觉得原来天子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天子没错,是我太蠢,没领会天子的深远谋划和伟大精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所以,商纣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让天下人都显得卑微,认为谁都比不上他。

为什么要强调商纣有才能呢?这其实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真正能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是有才华的人。史学界的另外一位司马,宋朝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头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美德和才学都达到了满分,那是圣人;德性和才学都没有,那是愚人;德性胜过了才学,那是君子;有才但是缺德,那是小人。愚人虽然想做坏事,但是智商欠费,力量不够,就好像一只小奶狗想要咬人,你很容易制服他。但小人就不同了,他的高智商配上他缺德,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大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司马光所谓的“小人”,实际上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奸雄。司马光特别强调了,小人或奸雄,有可爱属性。“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咱们其实并不喜欢和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在一块儿,因为精神压力很大,相反,一个聪明能解决问题的小人,和他合作就很愉快。所以人们是很容易喜欢小人的。

也正因此,商纣有才华,他的坏事做下来危害也就特别严重。

并且,有才华也会让你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就是非常危险了。孔子说:“一言丧邦”,身为君主,有一句话,你一旦相信了,就会导致国家灭亡。这句话是什么呢?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我做君主没什么其他快乐,最大的快乐就是我说话,没有人敢违背我。

商纣的“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就是“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的另一种表述。

也就是说,道德坏和能力强,是亡国之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大要素,商纣自然是兼而有之。后人在疑心史书中商纣的劣迹不可靠的时候,不应该忘了,史书中商纣的能力也不见得可靠。而有些做翻案文章的写手,喜欢强调商纣“其实”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语气好像在揭发一个被掩盖已久的真相一样,这就是连《史记》都不看了。战国以来,吹捧商纣的能力,其实一向是主流。

三 魏晋以来:大家都爱暴君故事

东汉之后,再讲商纣有多坏,已经基本不具备政治议题的严肃性。而这类故事的另外一面,却不免越来越凸显出来。

一个暴君的故事,是多么好看啊。

人类这个物种,有永远不知餍足的贪欲,和一旦释放出来,就无穷无尽的暴力倾向。不论是普通人的朴素观察,还是专家学者的精密研究,都很容易倾向得出这个结论。

只不过,幸亏人类还是理性的动物。知道放纵贪欲和滥用暴力,将会给自己招来严厉的反击,根本得不偿失。所以,大家才会表现出“文明人”的样子。

但这也就意味着,人都是被压抑着的,需要宣泄。西方人讲圣徒受难的故事,讲罗马帝国的官吏怎样把各种酷刑施加到虔诚的基督徒身上(如果是女信徒,往往还会包含带有色情狂意味的内容)。这样暴力欲得到了宣泄,而由于基督徒是受难者而不是施暴者,宣泄之后,最终感受是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终究又是充满正能量的。

中国的“暴君”故事的功能,其实非常类似。从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到民间趣味的小说《封神演义》,再到今天根据《封神演义》里的商纣形象改编的各种影视剧(别忘了港台还拍过不少三级片),都遵循着这个逻辑。我们简单看下《封神演义》是怎样塑造商纣形象的,他如此残暴:

妲己曰:“此刑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却将妖言惑众、利口侮君、不尊法度、无事妄生谏章、与诸般违法者,跣剥官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此刑名曰‘炮烙’。若无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辈,尽玩法纪,皆不知戒惧。”……纣王大怒,将梅伯剥去衣服,赤身将铁索绑缚其手足,抱住铜柱。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其气已绝。只见九间殿上烙得皮肤筋骨,臭不可闻,不一时化为灰烬。

早期文献中,对炮烙(正确写法更可能是“炮格”)只有极其简单的记述。小说里,却有了对刑具的精心设计和对行刑场面的具体描写。作者写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显然企图撩起读者既恐惧又刺激的快感,他自己大约也沉浸在这种快感里。当然,今天的读者读到这段时可能已经麻木不仁,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既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暴力最少的时代,也是在文艺作品中对暴力投入想象最多最丰富的时代,《封神演义》这点花样,相形之下难免小巫见大巫了而已。

当然还有商纣的荒淫。《尚书》里简单提及的“妇人”,后世慢慢确定了名字是妲己,然后妲己成了狐狸精,然后狐狸精不是一个,她身边有个女妖团队。到《封神演义》里免不了还要来点“自然主义描写”:

纣王复携喜媚手出台玩月。喜媚不辞。纣王心动,便搭住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纣王心中甚美,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弃此修行,而与令姐同住宫院,抛此清凉,且享富贵,朝夕欢娱,四时欢庆,岂不快乐!人生几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语。纣王见喜媚不甚推托,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软绵绵,温润润,嫩嫩的腹皮,喜媚半推半就。纣王见他如此,双手抱搂,偏殿交欢,云雨几度,方才歇手。

这种文字今天看也是微不足道,但在信息还相对闭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算超大尺度,不知道对多少男生实现了性启蒙功能了。

当然,正因为商纣是暴君,描写他(或者写土行孙这样的猥琐之辈也可以)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文字,不然《封神演义》里就只能读到白莲花一般的周武王和腌白菜似的姜子牙,那将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而仍然是因为商纣是暴君,他做完这一切坏事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才不影响描写了这一切之后,小说的结尾处,主旋律嘹亮的奏起。

愿生活中,永远不要再有商纣;愿各种文艺和娱乐中,永远可以有商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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