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个反面人物，不管他有多大的事功，也不管他做没做皇帝，后人在写历史时，王莽永远免不了被臧否的命运。这一切都源自一个原因，他篡夺了汉朝皇帝的位子；篡了也就罢了，或许在中国以成败论英雄的帝王世观中，他还有皇帝的一席之地；然而王莽的运气实在不好，天下大乱，自身又被绿林起义军斩了首，可以说是晦气到家，因而在中国历史上王莽被摆在一个十分尴尬和难堪的位置上供人们嘲笑。

然而，只要人们认真的去研读历史，真实的王莽也许和人们印象中的王莽大相径庭，因为在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污名化之后，真实的王莽既是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也都被官修的史书删改得面目全非了。尽管这样，在官修的史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部份没被完全删除干净的王莽为人所称道的一面，如史书记载王莽作为东汉外戚，不因此以势压人，作威作福，而是低调做人，甘于清贫，和他大福大贵的兄弟们比起来实在朴实得够可以，“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汉书·王莽传上》不但为人十分朴素，而且热爱学习，投身名师门下，认真作学问；看重亲情，事亲至孝，周到细致地奉养母亲和寡居的嫂子、抚养兄长的儿子。当然对官居高位的伯父王风，王莽自然也是以至孝至亲尽其本份，“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同上）王莽以自已的真情和孝心，赢得了伯父王风的欢心，于是在王风的推荐下作了一个小官，不久又被升迁为射声校尉，从此踏上了仕途，进入了朝庭。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做了官的王莽并没有沾染中国人传统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而是严格自律，自已和家人都不耍特权，如“ ……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汉书·王莽传》儿子犯了罪都不容情，可见王莽家风之严，为官之正，这是当皇帝前的王莽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应该说在后人删改过的史料中，都无法把王莽说成一个坏人，我们自然可以想信，真实的王莽应该是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至于后世有论者以为王莽篡位前的一切表现是“矫情”，同样是污名化王莽的不实之词。矫情作态的人在历史上不少，但从没有听说一个人矫情作态几十年的；再说历史上所谓经过禅让登上皇位篡位者，那个不是矫情作态，让来让去的作戏给人看？所以，说王莽矫情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从王莽当皇帝前的表现来看，他至少是一个善良而有志向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善良，他就不会事亲至孝，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地给官居高位且久病在床的伯父侍奉汤药。要知道侍候病人是最苦的一项差事，世间有多少人对自已的亲生父母亲都做不到这一点，有句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王莽作为王风的侄子能做到连亲生儿子都做不到的事，几个月都得不到休息，实属不易！至少装是装不出来的，要说是作秀，装几天或许有可能，但是要连续坚持几个月如一日，那只有一个解释：诚意，而不是矫情。所以，王莽得到他伯父王风的提携引见、并因此进入朝庭权力中心是理所当然的，是王莽靠自已的艰苦努力得到的补偿。这一点从王莽的几个“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的堂兄弟们无一人官居高位就可以看出来，是王莽个人的才德兼备，才使他有机会进入西汉末年朝庭的权力核心。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因为王莽所具备的杰出能力，才使得他获取了最大的权杖。

同样，当上皇帝的王莽，绝不是一个穷奢极俗、祸国殃民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千方百计为国家富强、百姓富裕而不辞劳苦的人。就说他推行的托古改制，那也是为了强国富民的重要举措，只不过方法失当而已。王莽托古改制的第一个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停止土地和奴婢的卖买，缓和当时日益尖端的社会矛盾。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政策触动了官僚富商们的利益，于是群起而攻之，迫使王莽不得不收回成命，使他的改革政策一出笼就遭遇了失败。王莽改制的另一项是经济政策。目的是通过“五均六筦”节制商人们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这项改制同样在富商巨贾的捣乱下没有成功，更严重的是王莽推行的几次货币改革屡屡失败，导致了更大的社会动乱，王莽的政权也就笈笈可危了。是王莽执政的无能、特别是西汉末年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暴发，使王莽的政权垮了台，造就了王莽的悲剧。

实际上，现实中的王莽不仅仅只干了篡汉一件事，假如篡汉就使王莽在历史上遗臭万年的话，那么王莽此前的行状，应有不少足以使后人效法之事，为何就得不到肯定呢？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为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当不了皇帝，按照“秦失其鹿，诸候逐之”的原则，既然刘氏家族已无人能担当承继汉家天下的大任，那么由有能力人站出来担负这个重任，岂不是合情合理之事？难道由一个几岁的小孩大那里当傀儡，任人摆布，就保准是汉家刘氏的天下了？

要说篡夺前朝政权的者在中国历史上大有人在，并不是王莽一人有此作为。东汉末年的曹丕篡汉称帝，建立魏国，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但人们对曹丕篡汉似乎宽容得多，而且对其建立的魏国也在历史上给予了应有的地位，曹丕留给后人的形象远比王莽好得多；曹家江山坐了45年后，便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了过去，建立了西晋。这个司马炎当了皇帝便开始荒淫无度了，他为了自已享受，曾经于公元273年禁止全国婚姻，以便挑选宫女；灭亡孙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后宫，于是司马炎的后宫便有万人规模，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不相上下。据史书载，司马炎为临幸的方便，便自己乘坐羊车在后宫内逡巡，停在哪个宫女门前便前往临幸；而宫女为求皇帝临幸，便在住处前洒盐巴、插竹叶以引诱羊车前往；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原本连太子都不是，继承皇帝根本就没有他的份。然而他通过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当太子的哥哥李建成，又逼他父亲唐高祖李渊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自已做了皇帝。当然，李世民当皇帝当得很好，很有政绩，得到世人肯定。但他也是篡夺位者之一，只不过所篡者是李氏江山而已；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得以黄胞加身，篡了后周柴氏江山，建立大宋王朝；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不也是以武力篡夺了本属于他侄子朱允文皇位吗？为什么这些人在历史上被说的堂堂正正，而独有王莽被污名化了呢？追根溯源，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上的皇家史观容不得篡位者的事迹载入史册。站在统者的立场上，反对、丑化篡位者，并使之得到人人唾骂、留下万世骂名的结果是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愿望。统治者们都害怕出现篡位者，因为这样会给它们的政权产生威胁，弄不好还会江山易色，皇权易手。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通过一切手段，给臣民们灌输篡位者种种不齿，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对篡位者产生厌恶感。这一点，在官修的史书中最为明显。为了达到丑化和贬低篡位者的目的，在史书中可以抹杀事实，颠倒黑白。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凡是做过皇帝或具备同等地位的人，都被传之以“本纪”，项羽虽然没有做过实际上的皇帝，但司马迁还是给他以皇帝的待遇，给项羽作传称“本纪”。而在后来班固修的《汉书》、宋人郑樵撰的《通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人撰的《纲鉴易知录》等史书中，把做过十五年皇帝的王莽，只列入一般大臣名士的“传记”之中，而其他做过皇帝的人，那怕是只做了几个月的皇帝，都被列入“纪”这种只有皇帝才享有的文体，从历史的记录中抹杀王莽曾经做十五年皇帝的事实，不承认王莽的皇帝身份。

二是王莽政权的后继无人，使王莽历史由他人任意篡改，因而使王莽被污名化。 王莽是在任上由于天下大乱，被攻入京城的起义军所杀，所以他的政权后继无人。王莽没有机会像李世民、赵匡胤、朱棣那样，篡位之后，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并传之于后代子孙。他们的子孙为了说明自已继位的合理性，自然千方百计地替他们的老祖宗涂脂抹粉，大肆篡改历史，夸大或虚构他们篡位的正当和合理性，从而也证明自已的合法地位。而王莽由于任上被杀，后继无人，所以他篡位的历史只能任由他人篡改丑化，每个朝代翻开历史都要拿他做反面教材，这样看来王莽被污名化的命运，注定了是逃不掉的。

三是国人崇尚所谓秩序，而不承认“弱肉强食”之自然规律的文化习性使然。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教化的中国人，在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式，即习惯于认可已经成为现实的秩序，而不管这种秩序好不好；习惯于反对易于打破旧秩序的力量，而不管这种力量会给人们带来何种结果。比方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时代，那怕继承皇位的是一个襁袍中的婴儿，因为符合现成的秩序，所以不管这个婴儿有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人们都会对他顶礼膜拜，奉其为君王；反之，如果有人想取代这个婴儿成为皇帝，不管这个人能力多强，那都不行，都会遭遇强大的反对势力。如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亮，他辅佐的后主刘禅根本不是个当君主的料，但雄才大略诸葛亮就是不敢取代刘禅自摄其位，因为不敢背篡位自立的骂名。不管这个君王是如何糊涂透顶、混张到家，也不管他是如何的不称其职，但人们必须守在秩序内，任由这样的君主祸国殃民、流祸四方，别人就是不能取代他，因为他是现成秩序的产物，变不得，谁改变了，谁就是篡位自立，必负千秋骂名，如王莽故事。

实际上，王莽篡位之时，西汉皇室已无堪担大任之人，朝政大权全委之于外戚，总之于王莽之手。处此境地，既是王莽不愿当皇帝，他周围那一帮人也不会同意。就像后来的宋太祖发动陈桥兵一样，他和王莽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皇帝你不做也不行。

当然，从王莽后来的结果来看，他辅政倒是颇有能耐，但做皇帝就非其所长了。他皇帝没有做好，最后弄到不但失了天下，而且还使自已掉了脑袋，更不合算的是背上了千秋万世的骂名，连子孙也跟着受累，实在不值。尽管这样，王莽却是通过自已的努力，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大国的皇帝，在史册上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记录。